对于春天酒楼以及辰宇工程机械公司，冯啸辰的态度都是原则上指导，在具体的经营上并不干预。他知道自己的长处并不在于企业管理，而是拥有穿越者的预见性，以及前一世作为一名装备产业主管官员所拥有的大局观。让他具体去做某个企业的管理，反而不如那些职业经理人做得出色。

陈抒涵、杨海帆这些人也许并不算是最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但却是冯啸辰目前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人选了。幸好在80年代做企业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胆子大一些，有一点经营头脑，不特别地“作死”，基本上都能够成功。而陈抒涵他们，则会在这种锻炼之中不断地成长起来，成为有能力在市场上搏击风雨的商界精英。

春节过后，新的学期开始了。经过一个学期的适应，战略所84级的硕士生们不再如上学期那样紧张与拘束，各自的导师也分别给他们布置了科研课题，让他们在课程学习之外还要进行学术研究。不过，这种科研课题并不像后世那样要求看多少外文文献、做出什么美轮美奂的数学模型，而是针对当前的改革实践，做一些典型案例研究，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是与现实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

1985年的中国，城乡各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1984年底的全会上，国家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进入了快车道。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要点就是放权，严格的计划经济让位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大一统的中央集中管理体制让位于“扩大地方自主权”，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一时间，个人、企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套一句圣人语录，可谓是“万类霜天竞自由”。原来因为担心政策有变而不敢有所作为的民间资本纷纷进入市场，出现了“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繁荣场面。国有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承包制改革，一大批“改革能人”粉墨登场，口号一个比一个喊得更响，改革措施一个比一个更让人震撼。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在自己的地盘上呼风唤雨，大搞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各种电视机厂、电冰箱厂、摩托车厂之类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使宏观经济出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经济过热”。

经济实践的多姿多彩，也带来了理论研究的繁荣。在经济学界，各种学术观点竞相登场，“改革研讨会”一个接着一个，而几乎每个会议都会伴随着激烈的理论争吵。不过，不管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的都是忧国忧民之心。他们殚精竭虑，穷经皓首，或是高举着马列的大旗，或是手捧着凯恩斯、萨缪尔森的原著，在反复地推演着国家的走向。

沈荣儒作为一位中央智囊一级的经济学家，自然受到了各个学术会议主办方的青睐。他办公室里的会议邀请函堆积如山，来自于学术界老友的邀请电话接连不断，让他不胜其烦。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随便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遇到一些级别比较高的会议，他只能让自己的助手或者学生替自己去出席，冯啸辰这个关门弟子便充当起了导师替身的角色。

“这次会议上有什么收获吗？”

每次冯啸辰外出替沈荣儒开会回来，沈荣儒都要这样向他了解会议的情况。这些学术会议结束之后，当然都会发一些会议简讯以及论文集之类的资料，上面能够反映出参会者的主要观点。不过，沈荣儒更愿意让冯啸辰从自己的角度给他介绍一下会议上的亮点，他已经发现，自己的这位年轻弟子有着敏锐的学术观察力，看问题的角度也与常人有很大的不同。

“还是老生常谈，计划与市场之争，另外就是关于价格改革的一些意见。总体来看，现在倾向于进一步放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几位学者直接提出取消一切管制，让市场由大乱而生大治，据说这也是美国一些制度学派学者所推崇的观点。”冯啸辰答道。

沈荣儒道：“是啊，这几年国家一直都在放权，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所以放权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了。另外，地方政府从放权中间尝到了甜头，他们对于放权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冯啸辰笑道：“可是学者们提出的放权，和地方政府所要求的放权可不是一码事。学者们提出的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包括放弃定价权，放弃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而地方政府却是希望保留对下属企业的干预的，他们只是希望中央政府不要插手他们的事务。”

“这就是矛盾了。”沈荣儒道，“其实，中央、地方、企业，这三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就算是最下面一层的企业，在关于放权的问题上，也是有所保留的。他们担心政府如果彻底不管他们，他们在市场上会遇到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