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84级战略班的研究生们迎来了毕业的日子。

老大王振斌是从计委脱产过来读研的，毕业后依然是返回计委工作。在研究生期间，王振斌颇下了一番苦功，除了撰写学术论文之外，还在几份重要的报纸上发表了几篇讨论经济体制的文章，有一篇得到了高层领导的关注。正因为此，他一回去就能够得到一个副司级的任命，相当于读研三年也没怎么耽误了。

于蕊来自于体改委，但她已经不打算回体改委去了。她与妇联谈好，到那边去分管一个与经济管理有关的部门，对方承诺一年之内给她解决副司级的问题。妇联目前的工作也在转向为经济建设服务，而又极度缺乏懂经济的人才，于蕊在那里应当是能够大显身手的。

丁士宽和祁瑞仓二人都考取了博士，不过丁士宽是在战略所本所读博，祁瑞仓则是要远赴大洋彼岸，到芝加哥大学去读博。这两个欢喜冤家在这三年时间里斗得不亦乐乎，丁士宽坚信国家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是有其优越性的，改革只是对现有体制的局部修正而已。祁瑞仓则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立场出发，认为中国唯有全盘西化才有出路。

在冯啸辰组建的那个“蓝调咖啡沙龙”里，丁士宽和祁瑞仓分别是“计划派”和“市场派”的带头人。祁瑞仓因为坚定地鼓吹市场化，还被研究生院专门点名警告过。在那之后，祁瑞仓倒是不太公开发表这类言论了，他加入了当年颇有一些声势的“托福大军”，并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去美国并不是要赶什么时髦，而是要去求取指导国家改革道路的真经。

虽然在学术观点上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但丁士宽与祁瑞仓的私交却丝毫不受影响，甚至因为惺惺相惜，两个人的关系似乎比他们与其他同学的关系更为密切。祁瑞仓确认自己已经被芝大录取之后，向丁士宽发出了挑战书，声称要赌一赌未来谁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丁士宽也欣然地接受了祁瑞仓的挑战。

谢克力在读书期间的成绩不错，而且与本所以及外所的许多老师也都混得很熟。不过，他并没有留在研究生院读博士，而是提前一年就联系好了财政部，还在那里实习了半年之久。毕业的时候，他拿到了去财政部的派遣信，据说会被分配在一个颇有一些实权的司里当副处长，前途想来也是极其辉煌的。

所有人的去向都不算离奇，基本上在读书期间就已经能够觑见端倪了。唯有冯啸辰的派遣信让所有人的都大跌眼镜，大家知道他是从经委重装办出来的，读书期间也一直都在替重装办干活，因此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毕业后应当是回重装办去，或者通过重装办的关系，到经委的其他部门去工作。谁曾想，他的派遣单位居然是一家新成立的企业，名叫国家装备工业集团公司。

“老幺，怎么把你派到企业去了？”王振斌得到消息之后，惊愕莫名地向冯啸辰问道。

“有什么不对吗？”冯啸辰反问道。

“当然不对。”王振斌应道，“你这几年给重装办干了多少活，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怎么临到分配的时候，你没回重装办，反而去了企业呢？”

冯啸辰解释道：“这家装备工业公司，就是重装办的企业啊。因为国家管理体制的变化，重装办的工作也在进行改革，现在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重装办是一块牌子，工业公司是另一块牌子，我去哪个单位，不都是一样吗？”

“这怎么能一样呢？”于蕊也插进话来，“公司是企业，重装办是机关，两者的区别大着呢。就算要派你去企业工作，也是应当先把你派遣到重装办，拿个行政编制，然后再到企业去任职，哪有直接就派往企业的道理？”

我们平常说的“体制内单位”，其实是包含着三种类型的，分别为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对应的编制也称为行政编、事业编和企业编。从行政到事业，或者从事业到企业，都是很容易的，相当于一种发配。而要反过来，从企业到事业，或者从事业到行政，就难比登天了。

行政编意味着你是一名干部，也就是后世说的公务员，在本体系内熬资历提拔，最终能够成为封疆大吏。事业编相当于技术人员，比如教师、医生等等，混得再好，也就是在本单位、本系统内当个教授，或者当个领导，在权力方面的空间是很有限的。而企业编就更苦逼了，完全就是出大力、流大汗的命，过上几年，等到国企大量破产、改制的时候，企业人员连手上的铁饭碗都会锈掉，实在算是体制内地位最低的一层了。

王振斌、于蕊都是在体制内厮混多年的，对于这个问题看得非常透彻。在他们想来，就算是重装办要另挂一块牌子，搞一个工业公司来执行一些经济管理的职能，冯啸辰应当去的也是重装办那边，而不是一步到位地直接进入公司。以重装办干部的身份到公司去工作，可谓是进而攻、退可守。干出成绩了，能够在体制内得到提升，干不出成绩，也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回机关去看报喝茶，过上旱涝保收的生活。而反过来，如果是直接到公司去，未来想往行政机关调动就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