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冯啸辰这样说，大家又把目光投向了那张照片，也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注意到这张照片上的玄机。只见在照片的左边，穿着中国核电公司工作服的，清一色都是年轻人，岁数最大的就是邓景明和冯林涛，也仅仅是40岁出头而已。而照片右边，也就是三立制钢所的那一干人，除了一名女翻译比较年轻之外，余下的都是老头，一半的人已经严重谢顶，另一半虽然还有头发，却都是白发苍苍。

冯啸辰的话可谓是诛心了，以三立制钢所这样一帮平均年龄奔六的老头，有几个还能撑到20年后的？就算日本是长寿之国，这些老头能够活到80岁、90岁，你能指望他们抱着氧气瓶不远万里到英国来维护核电站吗？

反之，中国的团队是如此年轻，年龄最小的那几位，看起来也就是二十六七，冯啸辰说他们能够再干50年，或许有些浮夸，但至少再干40年是完全可能的。

一张照片上的人当然是有限的，但从这张照片能够反映出两家公司乃至两个国家各自的特点。中国是一个后起国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刚刚开始全面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各行各业的技术骨干除了少数中老年工程师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九十年代之后培养起来的年轻人。而日本的情况恰恰相反，它的高速增长时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后由于经济总体脱实向虚，年轻人都转向了金融行业，学技术的偏少，导致企业中挑大梁的依然是“昭和男儿”，年轻人只能得到一个“平成废宅”的称号。

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里工程师的年龄结构，能够反映出这家公司或者这个国家的后劲。中国的工程师年龄轻，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也有上进的愿望。把工程交给中国企业，这些年轻人会以认真的态度对待工程，在未来也能够提供持久的服务。

反之，如果把工程交给日本企业，这帮平均60岁的老工程师还会有动力和激情去把工程做好吗？也许不等工程结束，他们就已经退休了，有什么必要在工程上花费心思呢？至于日后的维护，就更是天晓得的事情了，没准等这帮老头离开工作岗位，整个日本都找不出人来负责维护，届时英国人就等着哭吧。

“拉尔曼先生，我认为冯先生指出的，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鲁伊斯首先回过味来了，他认真地向拉尔曼说道。

“我想，这只是凑巧罢了。”拉尔曼面有尴尬之色，却还是强撑着辩解道。他就算没有专门研究过中日两国的人口结构，从一些日常经验上也能知道冯啸辰所言不虚。他在过去参加学术活动的时候，与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都有过接触，他的确能够感觉到，中国学者的平均年龄更低，而日本却是一个很典型的老龄社会。

拉尔曼话归这样说，当他与三立制钢所的团队见面的时候，看着对面那一群老头，他还是微微地皱起了眉头。有些事情，如果没人提醒，大家或许根本不会注意，但一经人提醒，再看到这个场面，就由不得人们不浮想联翩了。

“内田先生，贵公司难道没有一些更年轻的工程师吗？”

在三立的工程师介绍完自己的方案之后，拉尔曼没有就技术问题提出疑问，却向内田悠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更年轻的工程师？”内田悠一愣，他扭头看了看自己带来的人，脸色顿时也变得难看了。

如果不是拉尔曼提出来，内田悠也是不会注意到自己团队的平均年龄的。在挑选工程师组队前往英国的时候，三立方面的考虑就是要选出各方面最有经验的工程师，以便尽可能在技术折服英方。公司里最有经验的工程师，全都是这种老头，大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事实上，在日本的很多工程项目现场，或者一些技术研讨会上，经常可见的也都是一群老家伙，工程技术人员的年龄断层现象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了。

可这样的问题经拉尔曼说出来，内田悠便意识到不妙了。联想到此前与中国团队见面的情况，对方是何等朝气蓬勃，他完全能够想象得到拉尔曼的内心所想。

“我们公司拥有大批的年轻工程师。”内田悠硬着头皮说道，“如果我们能够获得这个项目，你将会在建设工地上见到我们的年轻工程师。至于他们各位……”

他用手指了指自己那些老头，解释道：“我们只是觉得他们有更多的经验，或许你们对他们的经验会更感兴趣的。”

“原来如此。”拉尔曼知道内田悠的话虚多实少，但他没有去揭穿，而是换了个话题，问道：“那么，内田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和中国企业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当然是质量。”内田悠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日本民族一向崇尚工匠精神，对质量精益求精，所以由我们建设的工程，质量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而至于中国制造，虽然我不便于对同行的情况进行指责，但我想拉尔曼先生应当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据我了解，中国企业近年来也非常注重产品质量，他们过去的确制造过一些劣质的产品，但这种情况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改变。”鲁伊斯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