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十几年，一点儿也没差。

宋茉原名宋茉莉，从小在工厂里的家属楼里长大。工厂是变压器厂，她父亲是浸漆组的，母亲在销售科的，年轻时候是厂花，单位红旗手，人靓歌喉甜。在宋茉莉的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母亲开着电视，穿着时髦的健身裤，跟着电视上的音乐跳健美操，而宋茉则在一旁默默地、一笔一画地写老师留下的作业。

杨嘉北父母也是厂里的人，就住在宋茉家楼下。宋茉莉的妈妈跳健美操时将地板跺出咚咚咚的声响，搁以前，邻居早就上来投诉八百回了，但杨嘉北家始终没人上来，而是宽和地包容着邻居的这一切。

这种宽容和胸襟不仅仅体现在这里，98年的时候，厂子效益不好，开始大批量裁员。那时候都流行工厂转型，一部分工人被裁，下岗，另一部分则是拿了买断工龄的钱，再重新竞聘，成为合同工。

宋茉的父母都不在下岗职工的名单中，杨嘉北父母也不在，他们是销售科，裁员最少。但在下岗工人要么骑自行车去厂区外转圈、要么就洒纸钱、点鞭炮、烧纸人的时候，杨嘉北父母还是辞了这份工作，白手起家，另觅出路。

宋茉读小学的时候，杨嘉北也搬家了，搬到更漂亮更别致的小区中去。她们一家依旧住在家属院中，只是常听人说，说杨嘉北父亲开的餐饮店发了大财，感慨他当年辞职这一举动原来并不是脑子不好使。

反倒是留在厂子里的人，工资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最终撑不下去，转型失败的工厂还是倒闭了。

这次连遣散费都少得可怜。

这些变动并没有影响到宋茉和杨嘉北的感情，和以前一样，有什么好吃的，杨嘉北骑着一自行车过来找她，自己没得吃，也得先让“茉莉妹妹”吃一口。

实事求是地说，宋茉家庭状况一般，和这里所有的即将下岗和已经下岗的工人家庭一模一样，虽然还没到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但买件新衣也是得节衣缩食。自从双双下岗后，宋茉的父母脾气都变坏了，他们吵架次数越来越多，指责彼此的时候也越来越多。在东北，家暴女性的事情不算太多，往往容易衍伸为双方互不相让的互殴。

宋茉的母亲在家中打她父亲时，宋茉就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安安静静地看书。看外面种了一排的树，听说叫法国梧桐，一棵一棵地移植过来，栽进这肥沃又寂寥的土地中，但种不活。等它们枯萎着死去，又换成常见的、郁郁葱葱的抗寒松树。

空气中有一种沉静的、铁锈般的味道缓慢流淌，宋茉掀开一页书，听到不远处传来火车哐叽哐叽的声音，徐徐而从容地越过轨道，像一位年迈的沉默老人。

等火车声逐渐消弭的时候，宋茉的母亲也离家出走了。

没人知道她什么时候离开的，早晨上学前，宋茉的母亲还面色如常地给她煎鸡蛋，让她好好考试。等宋茉考试完回家，妈妈走了。

啥都没留下。

那天晚上，父亲在家里喝闷酒，喝完就哭。宋茉不哭，她自己沿着越来越安静的家属楼转，转了几圈，又去大路上，一棵一棵地数两边还在成长的松树，一棵一棵地走过去。那是个冬天，杨嘉北气喘吁吁地骑着自行车赶过来，他已经读中学了，逃课出来见她，默不作声，推着车子走，跟在宋茉后面，陪着她走到天黑透，又骑自行车，载着她，载她回家。

宋茉那天系了一条红色的围巾，哭湿了半截，冷风一吹，冻得邦邦硬。杨嘉北想将自己的围巾给她，她不肯接，因那围巾是妈妈亲手织的，拆了妈妈最喜欢的一件红毛衣，一部分给她打了围巾，另一部分团成线团放箩筐里。

她今天第一次戴。

杨嘉北最后还是将自己的围巾和手套都给了她，将她裹得严严实实，一点儿也没有冻着。倒是他，顶着寒风骑回去，一双手冻得发紫，手指头肿了一圈。

宋茉一直留着那半个红线团，后来她向奶奶学会织围巾，用剩下的大线团，给杨嘉北织了一个大大的围巾。

之所以说大，是因为杨嘉北个子蹭蹭蹭地长起来。因地理环境的优势，北方人大多个子高，鼻子高，杨嘉北特殊，他妈妈是俄罗斯族的，姥姥金色头发蓝色眼睛。这点基因到了杨嘉北这里，就成了褐色的卷发，褐色眼睛，大高个。夏天时候，杨嘉北背着玩累了的宋茉走，宋茉半睁着眼，在太阳下，看到他脖子上的小汗毛也是淡淡的褐色。

也有人说，是因为杨嘉北家庭条件好，营养充足，才能长这么猛。关于这点，宋茉还有点发言权。她爸不着调，天天忙，杨嘉北见不得宋茉饿肚子或者天天吃包子吃冷饭，就将她带回自己家吃饭，妈妈给他买的营养品，也得先给妹妹分一半……时间久了，杨嘉北的母亲就当养了俩孩子，俩人一人一份，一块吃，一块儿学习，一块儿看书。

宋茉也就有了现在170的个子。

不是没有人开他们俩的玩笑，大家都知道俩人迟早一块儿。周围所有人，包括杨嘉北的家长、宋茉的父亲都默认这俩孩子以后能处对象。什么禁止早恋啊什么……都不存在，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孩子，杨嘉北又是品学兼优，年年拿奖，家里的荣誉证书堆了一堆；宋茉的成绩也不差，个子高皮肤白，性格也沉静。

宋茉读高中时，杨嘉北都已经上警校了。警校严格，假期也不多，他每次一放假，还是先去看宋茉，看她成绩，给她薄弱科目补课，一道一道地讲过去。

双方父母偶尔一块儿喝酒，彼此心照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