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时，我一脚跨进了酒吧，助哥也在里面，我不知道被那个细节戳中了笑点，就蹲在楼梯上捂着肚子大笑，引得助哥抬头看我。问我发生了什么。

我笑的不行，磕磕绊绊的告诉他今天是我生日。

助哥很惊讶，对我说生日快乐，还给我了生日礼物。

我惊讶的看着手上的一叠考究精致的稿纸和手感超棒的钢笔，又抬头望向助哥。

助哥告诉我他想做小说家，所以今天路过文具店的时候买回来的。因为是刚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就拿这个做礼物了，也不知道我需不需要。

我告诉他我需要啊，我当然需要了。虽然写模组的和写小说的只有八杆子关系，但都是写故事的嘛。

助哥看起来完全不了解跑团，要平时我一定向他疯狂安利，但助哥说他想做小说家诶！小说家！所以我先把安利放在一边，开始疯狂鼓励他写。

他告诉我说他一直在构思。

我没有意识到这个“一直在构思”和“下次一定”是一个意思的。所以我轻而易举的放过他了，放过了一只鸽子。

然后我对酒保说我今天是薛定谔的成年，是可以喝酒的，于是酒保先生就很给面子的在我的汽水里掺了点酒精。接着我被一杯只加了几毫升酒精的汽水整醉了，胡言乱语了一晚上，还是助哥担心我小孩子走夜路不安全，把我送回家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小孩子这个词，直到我习惯了助哥的态度。有的时候他真的很像个老父亲，虽然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他这样的，我以前没见过。

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因为我提前下班没有经过回家摘表这个步骤，所以我今天一整晚都带着那块表的。

其实平时我都会记得先绕回宿舍把表放在床头柜上的，可是今天生日我根本忘了这事，和太宰分开后直接去了Lupin。

所以果然还是太宰的错吧！

我一脸深沉的望着手上的腕表——别说太宰审美真的可以。

——他到底有没有在表里放窃听器啊？我好像在Lupin说了他不少坏话……

要不今天不去上班了吧，直接叛逃得了，真的。我深沉的想着。

·

叛逃是不可能立马叛逃的，干部A的风波还没过去呢，现在叛逃和白给有什么区别？

于是我带着可能会寄在太宰手上的想法，一脸悲壮的去上班了。

可是啥都没有发生，一连几天都过的平平无奇。

嗯……果然窃听器什么的都是我臆想的对吧。

然后我就放松下来了，我还以为会有什么事呢，结果啥事都没有。

可能会有人说我放松的太早了，比如说太宰其实的确是在腕表里放了窃听器，只是他没说在攒大招。

不过话说回来，谁在乎他攒什么大招呢？毕竟我已经不是那个战斗力只有5的屑屑了。就凭我和黑蜥蜴友好交流了接近四个月的宝贵经验，现在的我可以吊打一条街的小混混外加一个太宰治呢！

我只怕他找我麻烦，然后我不得不白给工资。真的不能再白给了，真的不能了。

如果他放窃听器的目的不是为了找麻烦扣工资，那就爱放放呗，电视剧里不都那么演的嘛。听说美国FBI还把监控安的到处都是呢，我觉得还行，反正没什么感觉就是了。

于是我对待腕表的态度就随意多了，确定里面没有窃听器后，我就自然而然地每天戴着了，有一说一，每天回宿舍摘表再出去玩是真的麻烦。我肯定是怎么轻松怎么来的摆烂人啦。

我的日常工作也是很普通的——和准干部先生与同事们出外勤，主要任务有三种：解决小组织，因为生意谈不拢解决小组织，因为抓到叛徒解决小组织。广津柳浪先生和他的部下们负责武力问题，我负责夹在准干部先生和他的搭档中原中也间劝架——虽然我好像没劝成过，每次劝完好像只达到了拱火的效果——我可能真的很不会说话。以及在太宰单独出任务的时候完成他的各种要求，比如买绷带、买罐头、买掌机以及完成他那些令人不明觉厉的奇怪安排，接着看着寄了一地的隔壁组织成员鼓掌就完事了。

然后和准干部先生们回总部，主要任务也有三种：替准干部先生审问俘虏叛徒，替准干部写报告和替准干部到楼下拿螃蟹外卖。

虽然不用动手冲锋陷阵和其他人激情火拼，只用拿着枪对着别人礼貌性的人体描边一下的工作我挺满意的。但我也挺不好意思的，所以我跑去问过广津先生我要不要和他们一起行动。结果广津先生表示不用，并且用一种语言委婉意思明了的话告诉我——

如果我能一直替他们应付难缠的上司，他们会感激不尽的。

我很震惊。至于吗？太宰治又不是什么魔鬼。

但我没有说出来，因为我说出来的话广津先生一定会认为我是什么魔鬼的。

于是我就没再提这事了。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和太宰被困在敌方根据地内部的原因。

因为我一般是和作死的上司一起行动的。

唉，我又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