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司令说给她放假到周四,但陶筝心里惦记着工作,只在家休息到周一中午,下午2点便赶到公司。
新天地边的顶星大厦22楼是派盛总部,创、制、发、人事等部门都在这一层。
几个编剧工作室和派盛经纪部门等则在23层。
陶筝在23层用指纹解锁玻璃门时,前台妹子正跟张葆编剧的助理聊八卦:
“戴总监想睡的就是刚才过来办公室的那个男演员吧?长的真高。”男助理一边嚼MM豆,一边小声道。
“就是他,经纪部的同事早之前就跟我说过了,叫李沐阳,年初就签进来了。22岁,鲜嫩青涩,少年感十足,脸又嫩又白。外表是出众,不过运气不太好,别说男2号,到现在为止,连男3的角色都没拿到一个。”前台妹子道。
“听说光帮戴总监跑腿了,哪个剧组忽然缺个男演员,就喊他去顶,在各个剧组间串眼,跟个打杂的场务似的,挺倒霉的。”女助理捏着mm豆,叹口气。
“今年疫情影响,好多项目都没开起来,还有好几个小影视公司倒闭了,能有签约底金拿就不错了,听说今年毕业的好多都还在游荡呢。”
“不过好像说是他同期不如他的,签了北京的公司,现在都当上男主了。咱们公司如果再给不出资源,他估计就要跳槽了。”
“戴总监想睡他,不是一直没睡成吗?你说……是不是戴总监在吊着他,故意不给他角色,等他服软就范?”
“不至于吧……”
陶筝听到这部分,忍不住笑。
戴乐乐这家伙是出了名的能疯能玩,就算是她的朋友,也没办法义正言辞的说她干不出这种事儿。
尤其整个这大半年戴乐乐都处在要离婚的状态里,说不准真的在找这类渠道去发泄烦闷、寻找乐子。
在这个圈子里,这种事儿稀松平常,人们甚至不会对任何一方有道德方面的指责。
从饮水机边抽出个一次性纸杯,倒上热水喝一口,转身走向前台时,两个妹子才发现她。
前台妹子怔忡须臾,显然没想到她今天就回到公司。
“陶老师下午好~”
“陶老师!”张葆助理忙也打了个招呼,然后朝着前台妹子眨眨眼,便跑回张葆工作室。
“帮我点一杯榛果拿铁吧,半糖,谢谢。”陶筝微笑着点头时,长发挂住了长风衣的肩扣。她伸手去拨,黑发荡开,让洒在上面的光流动起来。
“好嘞,马上给陶老师送过去。”前台妹子笑的灿烂。
待陶筝离开后,她先点了杯咖啡,紧接着又打开淘宝,开始寻找陶筝同款的长风衣。
……
荣筝工作室是陶筝的,虽然上面还有个出资的派盛影业,但她仍算此地老大,不需要打卡考勤。
工作室还在假期中,空无一人。
穿过公共办公区,敞开独立办公室的门窗,望着窗外楼下繁华的新天地和车水马龙,她长吁一口气。
派盛其他5个编剧工作室都人丁兴旺,三四个策划,大编剧带三四个小编剧,两三个助理都是打底配置。
只有她,来派盛半年都没有开启独立项目,就算多招了人,也没活干。
得快点推进立项,然后再多囤几个项目,热火朝天的搞起来才行啊。
如果一两年内工作室运转的不顺利,她从图书编辑到全职编剧的重大事业转型,就算失败了。
她可不想人到中年,遭遇事业被迫重启这种困境。
深吸口气,陶筝给自己提了提劲,然后坐下开机,准备干活。
前台妹子敲门,送来热腾腾的咖啡,并一个文件快递包:
“有陶老师一个快件儿,我给您拿来了。”
“谢谢。”
快件是一本时尚杂志,陶筝从没订过。
查看过快递信息,一无所获。
她随手将杂志丢一边,打开文档继续工作。
2个小时后,咖啡已尽,她伸个懒腰,起身倒热水。
转回来时再次看到被自己丢在桌上的杂志,捧起来看了几页,又好奇起是谁订给她的。
寄件方是个公共购物平台,电话咨询只查到订单来自于一个叫‘春夏’的网名,再问就是用户隐私不便吐露了。
她摇摇头又将之搁置,继续在文档里记下自己还不成熟的想法,努力完善创意。
而在城市另一边,某个人手机购物平台上的一份杂志订单,显示为‘已签收,签收人:前台转本人’。
……
一周后,陶筝又收到了一份文件快件。
邮政寄件,是份仲裁庭传唤通知,前公司认定她违反了与之签订的竞业协议,举证状告。
信函上点出前司要求她立即从派盛离职,停止损害前司利益的行为。
支付120万违约金额,并全额退还她离职后公司打给她的10万竞业款。
陶筝拿着传唤单,好半晌回不过神。
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有一天,要与前公司对簿公堂。
……
握着传唤单沉思时,她才想明白,上周收到的杂志,原来是前司为了确认她的确入职派盛,而做的一个小手脚。
她接收了那份杂志,便相当于证明了派盛这个地址里有她这个人。
然后前司对她的指控才算表面成立。
仲裁庭的传唤单,也才能顺利寄到她手里。
被愚弄的耻恨和被攻击的愤怒冲上大脑,她面颊瞬间发烫涨红,手指却冰凉。
前司是出版社,她是主编。
现在是在影视公司体系下设立独立工作室,做的是编剧工作。
怎么就竞业了呢?
她既没有用上一个公司的资源,工作职位和公司属性也都变了,哪里就跟前公司竞争了?
而且离职的时候,也算好聚好散吧,她交接工作也做的很认真。
很多人一辈子都不至官司缠身,陶筝也没想到自己会遇到。
法律是一把最严厉的闸刀,忽然就架到她颈上,令她又觉荒谬,又觉害怕。
老百姓间有句谚语,叫‘穷死不做贼,冤死不告状’,从中便可知中国人对‘打官司’的畏惧之情。
强压情绪,她百度搜了半天‘竞业’和‘仲裁庭’。一个小时后,捏着手机拐到阳台,沉吟良久,才给前司时的领导拨了电话。
“林总,我完全没有违背跟咱们出版社的竞业协议,今天怎么收到了咱们出版社状告后,仲裁庭发出的劳动仲裁开庭通知呢?”
陶筝语气很冷静,态度也礼貌,但林总编的回应却显得敷衍——
“我也不知道啊,是公司法务提交的吧?”
“最近法务部门可能在处理这种事?你要不给法务打个电话吧?”
“我真的不知道啊,你还是联系下法务吧。”
只有推脱,多一点信息都不涉及。
陶筝无论真诚也好,咄咄逼人也好,软言问询也好,都未能让两个人的对话深入。
曾经多年的共事情分皆不再,对方显然知情,却不愿多透露一句,只想早早打发她挂电话。
最后她也只能无奈道别,握着手机吹了好半晌冷风,心烦意乱之下,她拨给了陈书宇。
突如其来的祸端和前司的恶意与冷漠,令她痛苦又羞愤。
在脆弱时刻,她需要他。
电话响了很久,在她以为他不在手机身边时,才终于接起。
“喂?”他的声音从话筒中传出,响在耳边。
陶筝眼眶忽然红了,想哽咽着说她被欺负了,将要一个人去面对一家大企业的恶意,与一个集团打官司,她该怎么办?
她明明没有违反竞业协议,既没有去前司的竞争公司,也避开了前司的业务,为什么还会被告?
她对争吵和别人的负面情绪很敏感,本能逃避与人起冲突,偏偏竟遇到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