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皇帝朱简炎在行宫住了几天，跟自己的父亲太上皇朱仲梁一起，在朱靖垣的建议的基础上，分析和讨论了后续改革的方向。
朱靖垣虽然特殊，但是朱靖垣的建议仍然只是建议，最终的决策还是要朱简炎来做。
朱靖垣很多理想化的设想，其实经常会被朱简炎和朱仲梁给压到现实方案上实行。
就比如说，朱靖垣认为，实设的九卿的品级，可以给先给从一品，也可以直接给正一品，同时建议直接给正一品。
这是朱靖垣习惯性的大方，而朱简炎和朱仲梁就习惯性的
“吝啬”。朱简炎理所当然的选择，就是初授九卿给从一品，三年后或者六年后，甚至准备到退休的时候，才会升授到正一品
“荣退”。与此同时，作为对大明的政治体系最了解的人，朱简炎和朱仲梁考虑的细节也更多。
比如说，在设立大域和分管九卿之后，如何确保本土直辖省份的实际地位高于大域？
如果九卿分管着几个朝廷的中央衙署，同时还是一个大域的对应首脑，那九卿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会不会偏向于自己主管的大域？
如果不做针对性的调整，所谓的直辖省的事务，在分管九卿设立自后，仍然要送给对应的主管部门，然后再转到分管对应事务的九卿面前。
直辖省分需要联络的会是所有的部门，最终处理自己的事务的也是所有得九卿。
反过来看，九卿主管的这个大域的事务，则是通过大域本地确定的都护、总督、提刑官、御史六个主管分类官员，直接送到一个确定的分管九卿面前。
这种情况下，朱简炎觉得如果是九卿，就算是自己不是有心偏袒自己分管的大域，肯定也会因为对自己直接分管的大域的官员更熟悉，对事务有直接的决定权，不需要去找其他人，而理所当然的去优先处理这些事务。
这也会让分管九卿获得对应大域的
“相权”。太祖朱元章禁止设立宰相，本意是将相权并入到皇帝手中。相权的本质，是在君主之外，官僚体系之内，另一份
“通用决策权”。决策权很重要，但是
“通用”更加的重要，那是另一个官僚体系的
“核心”。官僚体系有自己的核心，就能甩开皇帝处理绝大部分事情。朱元章将相权收入皇帝手中，将整个朝廷的通用决策权合并，全部集中于皇帝一身。
除了皇帝之外，朝廷之中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在绝大部分政务上同时拥有决定权。
所有的官员，都只是某一个限定条件下的决策者，一个分管门类之内的决策者。
整个国家，整个朝廷的所有事务，最终归集的目标，都有皇帝一个人，皇帝大明唯一的核心。
在此之前，神州传统封建王朝的朝廷官僚体系之中，通常都有至少两个决策核心。
至少是有一个主要核心皇帝，一个或者多个次要核心是宰相。朝廷少了一个主要核心，或者主要核心不负责任，其他的次要的核心运转起来，仍然能够维持这个体系的基本完整，维持这个体系的正常运转。
但是自朱元章之后，中央朝廷官僚体系的核心，只剩下了皇帝这一个主要核心。
脱离了皇帝这个核心，这个体系就直接分成几大部分，相互之间无法完成正常交互。
朝廷和官僚体系也就没办法正常运转，最起码是没办法合法的持续运转了。
朱元章用一整套的顶层构架，堵死了第二个核心出现的可能性，真正将集权进行到了极限。
自朱元章之后，在也没有出现过事实上的权臣。哪怕皇帝完全不管事，它也是维系朝廷运转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哪怕弄死现有的皇帝，也必须再立一个皇帝，否则整个体系仍然无法运转。
仁武朝之前的时代，出现了大学士不
“票拟”，皇帝直接下旨被称为
“中旨”，可能会得不到执行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
“中旨”是现代意义上的不合法文件。票拟本来就不是圣旨合法与否的必要条件，圣旨和皇帝的意志本来就是法律。
拒绝执行的官员实际上就是在抗旨。那时候的大学士，相当于官僚体系的代表和领袖，他们不票拟的做法，是表示官僚体系不支持皇帝的决定。
这种情况说明皇权和文官集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皇帝又想要强行推动自己想干的事情。
在官僚体系和文官集团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官僚体系在用拒绝执行的方式对抗皇权。
不票拟就是官僚体系首领向外发出的信号，意思相当于对着所有得官员们喊话：“大家都不准按照皇帝说的办，谁去给皇帝办事，以后有你好果子吃！”下级官员们不执行的原因，其实是担心以后会被官僚体系排挤，而不是说圣旨不合法。
如果皇帝有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下属，如果皇帝掌控者能够独立贯彻自己意志的执行力量，根本就不会在意圣旨有没有票拟。
世祖皇帝掌权的过程，就是重新建立自己班底的过程，也直接打碎了所谓的票拟惯例。
作为皇帝的朱简炎，以及当过皇帝的朱仲梁，都比臣子们对相权更加的敏感。
所以意识到这个问题自后，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设立中央朝廷分管九卿的同时，必须调整和明确九卿们的决策范围。
九卿仍然只能是某一个范围的决策者，并且不是最终决策者。宗伯相当于仁武朝之前的礼部尚书，只管文化、礼仪、教育，冢宰相当于以前的吏部尚书，只管官僚体系建设，司马相当于以前的兵部尚书，只管军事预算，军事建设放在都督府。
司徒管财政和税收，司空管工业和建设，司寇主管法治建设等等。最终大体上还是按照朱仲梁的思路，基本上按照传统的九卿的职责去做了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