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简炎最终决定让大明永远强大的做法。

给本土直辖区域尽可能完善优良的自然地理空间。

东部包括苦兀、虾夷、日本群岛、朝鲜半岛、琉球、东宁岛全部直辖。

北部包括外兴安岭、北海，以及除了西鲜卑公国之外的整个鲜卑荒原。

西部包括巴尔喀什池、葱岭，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的尽头。

南部包括缅甸、暹罗、马六甲、旧港、婆罗洲、吕宋等一圈半岛和岛屿。

陆地范围直通两大洋，周围都是天然的地理边界，有多个完全圈起来的内海。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难以确定，关键原因就是决策者拿不定主意，或者没有人承担责任。

皇帝拿定了主意，把方向确定下来了，那本土省份的规划，也就迅速确定下来了。

本土核心区域，人口稠密的地方，按照传统设置面积较小的省份。

边沿地区，人口稀少的地方，设置面积较大的省份。

外兴安岭和北海以北，只设置一个鲜卑省，朱靖垣最初提的鲜卑大域直接没了。

加上漠北蒙古一个省，漠南蒙古一个省，北部边疆三个省。

辽东地区的乐浪布政使司拆分，西部并入辽东省，东部与苦兀合并，成立鲸海省。

这么拆分的逻辑，是尽可能扩大辽东，但又不让辽东有靖海海岸线，降低辽东的地理范围复杂程度，大陆上的鲸海海岸线完全交给鲸海省。

加上基本不变的黑水省，就有了东北边疆三个省。

朝鲜半岛合并两个布政使司设立朝鲜省，日本群岛上的两个四个布政使司合并成江户、奈良两个省，包括琉球和东宁岛在内的海东布政使司并入福建省。

这样就有了东部东部海疆朝日三省。

南方的吕宋一个省，婆罗洲一个省，马六甲和旧港一个省，南方海疆三个省。

云南合并整个缅甸布政使司，交趾、澜沧、真腊合并成立广南省，暹罗单独一个省。

西部设立西疆、雪域、青海三个省。

其他原有核心区省份基本不变。

这样原有本土两京十三省，加上边疆的十五个省，大明本土直辖地区总共三十个省。

反倒是南洋被拆散了，吕宋这种边沿地区完全没了，婆罗洲和旧港、马六甲这种关键核心地区也没了。

这样剩下的南洋群岛就基本都是瘴疠之地了。

剩下的地区之中，就只剩下爪哇的人口还多一点，然后就是天南大陆了。

剩下的土地基本都在赤道以南，所以南洋大域也直接没了，改名叫天南大域了。

相关的决定确定下来之后，并没有马上对外公开，而是开始按部就班的实施调整。

但是朱靖垣作为最为特殊的参与人员，马上收到了父亲直接发来的消息。

朱靖垣看着父亲的说明，以及大体的地图规划，整个人的脑子都是蒙的。

自己给自己老爹说清楚了利害，本来以为自己老爹作为一个传统君主，应该本着限制本土规模和地缘的方式来考虑和决定。

结果他完全采取了相反的方向。

朱简炎到没有让儿子猜测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

本着自己老爹教育自己，那自己也就应该找机会教育儿子的心态，朱简炎把自己的思考和决定的思路都写了出来。

朱靖垣就是看完这些说明之后完全懵了的。

“这真的是大明皇帝的思维方式？确定不是一个民族主义上头愤青？”

朱靖垣看着这些文字，体会着自己父亲的意思。

思考了很久之后，慢慢意识到自己又相差了。

自己之前对自己和自己父亲、爷爷之间的思维差异的判断并不准确。

自己和父亲在自我认知上的最大的内在差异，根本就不是是否认为传统君主制度落后的问题，不是会不会考虑大明崩溃可能性的问题。

根本差异在于自己自己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而自己这个皇帝父亲觉得他是个大明人。

关键是，自己的中国人的概念很复杂。

父亲的大明人的概念很简单。

在这个世界，当然也有中国的概念，不过此中国非彼中国。

朱靖垣脑子里面的中国这俩字最为直接的意思就是一个国家名称。

但是这个世界上，在大明文化中的中国“二字”，却不是一个国家名称。

不是神州本土任何族群和王朝的正式名称，甚至也不是非正式的民间代称。

朝廷和官僚们开口就是“我大明”，普通人说话也都是“我们大明人”云云。

中国这俩字是一种广泛的身份定位，基本只在历史和文学研究范围中使用。

朱靖垣记得，在《公羊传》禧公四年有：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

齐桓公救援邢国，卫国等国，被称作“救中国”，可见最初这个词本身是个泛指。

孔子的《春秋》有：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於中国则中国之”。

韩愈的《原道》有：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韩愈和孔子的话，一个是原话，一个是引用，意思当然都是完全一样的：

“诸侯去学夷狄的礼法，那就把他当作夷狄，诸侯用中国礼法，那才能算是中国成员。”

可见中国这俩字也是一个身份标签，用来区分群体内的坚持传统和背叛传统的人。

你这个诸侯用中国礼法跟我打交道，那我就认你的诸侯身份。

你不用中国的礼法跟我打交道，那我就当你是蛮夷。

这个定义和相关话题的热度，与中央王朝的强大程度，基本上是呈反比关系的。

当中央王朝武力和文化盛世的时候，这种话题基本就没有人会去提。

因为基本不存在群体内成员背叛的可能性，出现了也是被嘲笑到死和直接打死的区别。

只有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各种问题爆发出来的时候，才会被拿出来甄别叛徒。

当中央王朝最终灭亡的时候，这种话题就会转向另一面。

元朝的时候，出现了“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的说法。

清朝的时候，有了“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是否“中国”的辨识范围扩大了，从群体内有没有背叛，变成了外来者能不能融入。

现在的泰西各国的学者们，就经常会热烈的讨论这些话题。

他们基本都是坚持双向逻辑的，也就是无论出身是中国还是夷狄，实际的身份是可以通过学习来互相转化的。

这是他们想要成为大明人的理论基础。

现在的大明强盛到了极限，这种话题在大明本国根本没有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