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筠仙，《大清律例》乃治国之本。高宗当年对律例非常重视，召集大量臣工，对前朝律文及成例重新编定，形成《钦定大清律例》，并诏令‘刊布中外，永远遵行’。

“既有高宗的训令，皇上哪敢轻言废除《大清律例》？只有想办法修修补补罢了！”

郭嵩焘听罢，不由得暗自神伤。

肃顺倒不由得想起曾国藩写给他的信，说郭嵩焘“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钜之才也”。

曾国藩的意思是，郭嵩焘为人有大才，适合著书立说，做个闲云野鹤，不是能够胜任具体政务的人。因为满清官场昏暗，郭嵩焘急于求成，必与官场同僚不和，办不成大事。

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的话更加直白，议论郭嵩焘“筠仙性情笃挚，不患其不任事，而患其过于任事，急于求效，宜令其专任苏松粮储道，不署他缺，并不管军务饷务。使其权轻而不遭疑忌，事简而可精谋虑，至要至要。”

曾国藩一生有两个挚友，一个是刘蓉，另一个就是郭嵩焘。他对郭嵩焘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历史上，郭嵩焘就像一个孤独的先驱者，思想不被理解，行为不被接受。洋务未成风气时，他就大谈洋务，受到顽固派的攻击。洋务风气渐开时，他开始批判“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同样不容于洋务派。

（倒是他在欧洲担任外交使节时，风度翩翩，不卑不亢，按照国际惯例办理外交事务，受到欧洲各国的一致好评。）

从肃顺的话语中，郭嵩焘也能看出来，肃顺受咸丰信任，是当今朝廷中最有魄力、最想改革弊政的人。但满清积重难返，肃顺同样不敢大刀阔斧的改革，只能小心揣摩咸丰的心思，做一点修修补补的工作。

他不由得想起了中华帝国。与满清相反，中华帝国完全没有这种历史包袱。中华帝国推行重商主义，除了立法、争取商人阶层支持外，还有一个简单粗暴、直截了当的大杀器：均田免赋！

中华帝国每占领一地，就把地主的土地平均给农民。农民有了土地，可以实现温饱，不会再揭竿而起。困扰中国两干年的民变问题，至此得到彻底解决。

地主失去土地，也无法再购买土地。因为按照当前的均田免赋政策，除非由政府统一征购，禁止私人买卖土地。在均田免赋的过程中，地主得到工厂股票、国债等补偿。

这些五花八门的金融品并不能像银钱那样自由流通，最终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工商业投资。

满清政府的支持者是地主，地主的最大财产就是土地。满清显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仿效中华帝国实行均田免赋。

各国历史经验表明，不解决土地问题，就无法有效地发展工商业。而工商业正是洋务的重中之重，中华帝国与大清国争夺天下，归根结底要看谁的洋务办得更好，谁的工商业更发达。

中华帝国的工商业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而满清工商业仍在艰难起步。虽然兴办了一些企业，但大都是官营企业，效率低下，浪费惊人，至今连洋枪洋炮都无法仿造，只能生产一些简单的子弹。

联想到这些，郭嵩焘的心情更加黯淡，与肃顺、高心夔谈洋务的兴致都提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