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正是龙星的四时运行“大明”，指璀璨明亮的苍龙群星，“大明终始”，谓苍龙星象之周天运行与农时岁序相终始；“六位”，指苍龙周天运行过程中潜、见、跃、飞、悔、伏无首六个方位，六个方位标志着从仲春到仲秋之间六个时令，故曰“六位时成”；苍龙六宿御天而行，标志时序流转，所谓“时乘六龙以御天”也，群星流转，则季节变换，寒暑推移，才有所谓“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伏羲始作八卦的传说也可由此得以贴切的解释。系辞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仰观天象”之说，隐约流露出伏羲作八卦与原始天文学之间关系的消息，然而，伏羲所仰观为何种天象

易传却语焉不详。易传所阙，左传言之矣，昭公十七年云“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大皞”亦即伏羲，正如所谓“炎帝以火纪”之意当为大火纪时，所谓“大皞以龙纪”，只能理解为苍龙纪时。

伏羲“仰观于天”而“始作八卦”，八卦谓八方，方位坐标既定，据以观察龙星的方位就能判断季节。

龙星列宿之以龙为名、以龙为形，很可能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源于对列宿星象蜿蜒之势的观察和模拟，而是古人基于龙星列宿与时令的关联而对列宿的想象和命名。满天星斗，纷繁迷离，本无一定之形，如何组织星象把那几颗星划为一组把它们想象为何种形象如何为之命名

原无客观之依据。命名缘乎意义，因此，古人对星象的命名，视其缘何星象、理解星象、因此赋予其何种意义而定。人们仰观天文，无非是为了察乎时变，因此，星象的形象和名称的来历，例当由其与时序的关系求之。“龙”之本义为虫，然则古人缘何以虫命名龙星上古时代，作为苍龙之首的角宿暮见于东方之时，正值仲春时节，此时大地回春，春雷发奋，万物复苏，蛰伏了一冬的动物也开始苏醒，是谓“惊蛰”。夏小正云“昆小虫抵蚳。昆者，众也，由魂魂也。

由魂魂也者，动也，小虫动也。”逸周书时训解云“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皆谓惊蛰。”月令云“仲春之月，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龙星升天既为百虫惊蛰之标志，故被命名为“龙”，而络绎上升的东方列宿，在古人的心目中也就呈现为龙的形象。说文解字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既谓之“鳞虫之长”，则必为地上的爬虫无疑，又谓之“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则显然指天上的龙星，则在古人观念中，天上之龙与地上之龙已浑然不分矣。

综上所述，龙星是农耕先民观象授时的主要天象依据，龙星周天，升降四野，恰与农时节令相吻合，“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因而成为古人了解时间和岁时的主要依据。

而时间为生民日用所不可或离，岁时更与农业丰欠、国家治乱密不可分，因此，四时巡天的龙星成为天道神性的体现，成为古人万民共瞻的对象，并进而成为古人敬祀和崇奉的神物，宜矣。

周易系辞传云“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可以用来说地上的卦象，可以用来说天上的龙星，更可用来说明作为华夏民族象征的龙图腾。

而这些都是考古发掘中最为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红山之地便是龙与熊的教会点,在这里既可以找到龙宗龙源又可以找到熊宗熊源。熊天生属于北地苦寒物种,熊也更符合北方人坚强豪放粗犷的地域性格。

关于天熊崇拜我一直坚定的站在教授这边，教授不是在做“自说自话”似的论证，而是站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和开掘。他把探索的触角探伸到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深处中去，在众多头绪纷繁的中原和戎狄的文化历史关系史中去探索新的可能。

而这种探索不是多种观点的选择和理论论述，而是从实物图像上呈现和证明各区域文化的源流关系，因为，实物图像不只是简单的图像，而是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的物化形式，因而图像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传统、一种精神系统、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思想形式，而找到了实物图像即文化符号的联系就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文化、精神、思维、思想的联系。正是靠着实物图像的比较和证明，教授才恢复了被历史遮蔽、遗忘和扭曲了的中华祖先神话的原貌。

我们的先祖之所以崇拜熊，这是因为熊的冬眠春出的习性。正是根据这种来自对熊图腾更广大谱系的原型意义的把握，教授重新破译了第一重证据即古文献和古神话的意义。太平御览卷五十引山海经曰“熊山有穴，恒处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若冬启夏闭，乃必有兵”。

教授曾经对我解释熊穴的“冬闭”，说的是熊在冬季入洞冬眠；熊穴的“夏启”，则表示熊在春夏之际从冬眠中醒来，重新走出洞穴。分明是熊在熊穴中出出入入。先民是把熊看成了死而复生的神灵，正是循环性的冬眠形象，使熊在初民心目中获得某种神圣性。

而原先莫名其妙匪夷所思长期不能解的先祖鲧、禹和启的神话，正是在这种原型意义的把握中获得了豁然开朗的解释。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记载，汉武帝说他在中岳嵩山亲眼看见了“夏后启母石”。

颜师古给汉武帝的话加注解说“启，夏禹之子也。其母涂山氏女也。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山下化为石，方生启。

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先秦古籍中还有禹的父亲鲧化熊的情节，以及鲧单独从腹中生育出禹的情节。教授认为“把祖、父、子三代的出生神话结合起来看，可以看到一种前后交错呼应的连环叙事情节。禹是石头母亲裂开胸所生出的；禹的儿子启，也是石头母亲涂山氏所生出的；禹的父亲鲧有化熊的特异变形能力；禹自己也拥有化熊的特异变形能力。禹的母亲修己有化石头的变形能力；启的母亲涂山氏也有化石的变形能力。在三代人五个角色中，作为祖父母和父母的四位长者居然都表演场变形记的神话场景。

把这些化熊化石的男女人物同熊穴神话联系在一起看，可以概括出一组二元对立男人，化熊，入穴，死，即冬眠开始英雄末路；女人，化石，开穴，生，即冬眠结束英雄再生。”。

象征大地母亲子宫的洞穴，如果总是固定的闭锁状态那就充其量只能孕育生命，当然不可能诞生出新的生命。所以开启和关闭、入穴和出穴的循环运动，实际上充当着古神话有关夏后氏鲧－禹－启三代神祖叙事的深层语法”、“石头开启而生人的神话，其实是熊罴类冬眠动物的周期变化所转换生成的一种象征性表述初民观察到熊进入石头洞穴冬眠的现象，通过幻想催生出人化熊化石的情节，在神话叙事中喻示个体生命的一个周期的结束和关闭；而冬眠结束重新走出石洞，则是一个新生命周期的开始，神话思维通常理解为死而再生、复活，当属春天的神话”。

正是在这个神话思维的维度，教授对“启”的名字做了进一层的解析“夏后启作为标准的熊之传人，他的名字启就是其出生神话的提要，或者称为关键词。启的出生的故事其实就是以叙事情节来图解的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季节大转换”；“所谓启户一说，在特指语境中表示打开洞穴之口”。“禹生于石的说法，都是同一个冬眠春出神话启户或穿穴原型的不同表述而已”。

很显然，教授是把图像叙事和神话叙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但说到底还是用图像叙事解释神话叙事。鲧、禹和启的熊神话叙事的原型是在熊图像的构型那里就表现出来的。所谓图像叙事，就是图像构型对背后仪式叙事的象征性表达。

熊的团神造形和环形就是表示“永恒回归”和重新开始即死而复生的仪式性的“叙述程式”。而这种仪式性的“叙述程式”则是从大自然的循环往复中派生而来的，这样，“我们若将这些有限种类的仪式看作是构成文学叙事的深层结构，则无限的作品便是由这些深层结构按照不同的转换规则生产出来的表层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