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的霞光洒在花坛上，亭外的柳枝压得很低，亭子里的女生背诵着英语单词，缓慢地移动着脚步。

太阳升起来，人流纷纷，流向一个又一个教室。当求知大道重新变得人迹寥寥，教学楼里传来了上课铃声。

军训后，同学们就开始正式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了。这是当然的，如果“University”像阿远说的是“由你玩世界”，这里就应该叫大世界，而不该叫大学，大家只要去西藏南路1号玩玩就好了。然而大学，确实不是大世界，高等教育还是比唱KTV要复杂一些。经过一学期的学习，当求知大道上的梧桐叶已经掉得干干净净，就到了期末划重点的季节。

一零一室的学风很正，跟他们半夜谈的画风不同，大面积翘课是极为罕见的。正式开课后不久，宿舍里以老夏为首的六个同学同时翘课，是由于上课时间正好碰上了亚洲杯半决赛的中日之战。不是这种关键历史时刻，一零一不会反常到这么多人一起翘课。这就好像五十年前的那一场战争，要不是发生了中日之战，红军和国军也不会这么反常，不顾中国人喜欢窝里斗的传统，在关键历史时刻握手言和的……不过其实呢，喜欢窝里斗也不像很多文人说的那样因为中国人有劣根性，而是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觉得窝外的世界是不值得斗的，也就窝里斗斗比较有意思。

在这么正的学风里，宿舍里有两个剑走偏锋的，就是兽和方自归。兽把大量精力放在了计算机科学上，而方自归的重点是经济学和哲学。

有一天，兽从阶梯教室里出来，发现公告栏里贴了一个通告，是关于十一月十四日将进行首次上海市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能力等级考试。看到这个通告，兽好似黑暗中看到了光明，认为将来只要拿到等级考试里最高级的证书，以后吃计算机这碗饭就有了真凭实据，我的未来就不是梦了。所以第一个学期本专业就有《计算机基础》这门课，兽非常高兴，认为这才是最正点的课。

第一次到机房上机，兽格外兴奋，早早守候在机房外。等到老师一声令下，说可以入内了，兽三两下扔了自己的鞋，“噌”窜入室内，就霸占了一台崭新的286。那时候，计算机金贵得很，进机房必须换拖鞋，搞得进个机房都很有仪式感，神圣得好像进入清真寺一样。

九二年时286是最新机型，而当时工大机房里还有至少一半的老机器。所以要上286，是需要抢的。就像要上美女，也需要抢一样。不同的是，计算机比美女淘汰的速度快。到了九三年就没人抢286了，因为有了386，大家改抢386。到了九四年大家改抢486，到九五年大家改抢586，到了九六年终于不用抢686了，因为那一年英特尔公司终于打算休息一下，没再出什么686。可是这一年，同学们也毕了业，不用再抢了。

方自归第一次上机，懒得跟兽之流抢什么286，没有最早一批进入机房，就实至名归地分到了一台老机器。结果，把五吋软盘塞进软驱，玩了一会儿软盘就读不出来了。方自归把软盘从软驱里抽出来一看，盘上竟然有一道印，证明读写头曾经到此一游，但它拒绝再游。方自归无法，只好把老师叫来。老师摆弄了一会儿，给方自归换了一台机器。可是286都被兽之流霸占着，换一台，也还是那种年老色衰的。结果这台新的老机器不玩“到此一游”，但是它玩“死去活来”，玩着玩着死机了。

方自归无法，只好又向老师求助，老师看了一下，冷静且冷冷地说：“重启。”

方自归谨尊师嘱，同时按三个热键重新开机，咦，老师果然有经验，老机器果然死而复生。可是用一阵子，又死机，再热启动……总之那一晚，该机在方自归手里死去活来，不亦乐乎。

而这时的兽，干瘦的脸上两只睁得老大的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显示器，干瘪的双唇微微张开，一双骨感且灵巧的手正噼里啪啦敲打键盘。

兽因为对计算机的学习热情格外高涨，甚至花钱购买其他同学的上机时间。因为，课程大纲里规定的上机时间是有限的，而兽对计算机知识的渴望是无限的。

当方自归第一次知道一等奖学金等于一百五十块钱时，也曾经心里一动。你想，他为了十块钱连性启蒙都放弃了，一百五十块当然有诱惑力。然而，方自归考虑到难度，也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机会成本，再考虑到兴趣和能力，也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自然禀赋优势，方自归心里一动后就不动了。

高考放榜后，方自归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产生了严重质疑，让方自归意识到了能力和理想之间的差距。这种感觉像什么呢？就像中场塞了一记好球，塞到了对方禁区边沿，可因为球速太快，自己拼了命奔跑，就是不能再快一点儿，跑到那个空当起脚射门。方自归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产生了这种感觉，就觉得拿奖学金代价太大，便对大学四年的学习成绩定下了一个总方针——六十分万岁。

按照这个总方针，方自归上课虽然不至于完全不听，可是完全不打算听仔细。古人云，“读书不求甚解”，那么能解到六十分已经非常好了。况且《大学》里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并没说大学之道在拿奖学金。方自归觉得自己这么讲义气，早已深谙大学之道，学习成绩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令方自归感到欣喜的是，大学是个特别适宜贯彻“六十分万岁”的地方，就像中国是个特别适宜贯彻“四项基本原则”的地方一样。

大学里翘课或者上课开小差，都很容易。因为高中是毛爷爷非常唾弃的阵地战，每个学生都有固定的教室和固定的座位，而大学的战法，是毛爷爷非常赞赏的运动战，极端时甚至一天需要换几个场子，这样一来，翘课就容易多了。

运动战有一个小瑕疵，就是增加了走错教室的概率。老夏有次上高数课走错了一个楼层，午觉一觉醒来，就骑虎难下地上了一堂法律课，还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闹了个笑话。

方自归知道了老夏走错教室的笑话，非常喜悦。这件事，让方自归更清楚地认识到了在大学里翘课的巨大潜力。因为，世界上的过程很多都是可逆的，如果一个不该出现在课堂上的人在课堂上出现了，最终毫发无损，那么，一个应该出现在课堂上的人而在课堂上不出现，绝对不可能遍体鳞伤。

但第一学期有一门课，同学们就没有特别认真，集体地拿出了“不求甚解”的求学态度，而方自归却在这门课的课堂上，听得相当仔细。这门课，就是曾经令大批反动派闻风丧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