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球迷造出了一波人浪。几个激动的上海球迷脱掉了T恤，张大嘴巴唱起了“欧雷奥雷奥雷”，T恤在他们手里飞舞。一个兴奋的声音播报刚刚改变的比分，响彻全场。十几个红色的气球被释放了出来，越飘越高。

黑白相间的皮球被放回到球场中心，一声哨响，比赛重新开始。这时，四川球迷回过神来，开始吼“雄起”。压力面前不低头，落后以后不服输，这才是“雄起”的真义。

张虎吼得青筋暴露，汤胤吼得声嘶力竭，方自归站在那个看台的最前沿，用力挥舞手中的那面大旗。整齐的“雄起”声越来越大，方自归听起来，都有些震耳欲聋。在铿锵有力的四川口音的“雄起”声中，全场四川球迷的声势，竟然一时盖过了上海球迷。

在上海，四川球迷怎么可能压过上海球迷的声势呢？因为，汤胤虽然每次开项目进度会时都用“形势一片大好”的说法鼓舞士气，等到他真正进了体育场，他发现形势居然比自己掺了水分的用来鼓舞士气的形势还要好。

汤胤原来预估到场的全部四川球迷大约两千人左右，因为来看球的四川球迷包的是专机，又不是专列。谁知进场后，汤胤发现四川球迷的动静比预想中大很多，他做为大学生助威团团长，就跟其他看台的四川球迷联谊了一下，才知道现场的四川球迷竟有六千人之众，大大出乎汤胤意料。

原来，汤胤的预估遗漏了我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震耳欲聋的“雄起”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工人有力量”造成的。

这支被汤胤遗漏的有生力量来自宝钢的一个分厂，为何该分厂的工人老大哥们这么支持四川队呢？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建设宝钢项目，项目建好后，这个分厂就从四川整体搬迁到上海了。既然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三线建设时期可以根据需要把工厂从沿海迁到西部，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当然也可以根据新的需要把工厂从西部迁到沿海。所以，该分厂职工基本上是说着“日你仙人板板”长大的，他们怎能不支持四川队？

除了工人阶级、大学生和四川本地的有钱包机来看球的人这三大主力外，各看台上还分布着一些支持四川队的游兵散勇。比如应辉就和一个同班同学在一个以上海人为主的看台上。这不是因为应辉不要和大部队在一起，而是铁杆球迷应辉的家庭条件比较好，我国首次职业联赛一开始，他就和另一个同学买了一整年虹口体育场的联赛套票，座位就固定死了。

虹口体育场总计四万个座位，扣除少部分座位没人坐，便可以算出川沪球迷力量的对比约为6000：30000。照理双方力量对比还是非常悬殊，但是，上海球迷比较散乱，仅从口号声中便能听出一二。毕竟是第一次职业联赛，上海球迷缺少统一协调的组织，而四川球迷则更有组织性。比如包机过来的球迷还准备了大鼓，比赛过程中一直按照四川球迷的兴趣爱好擂鼓助阵，上海那方面就没有鼓。另外上海话里大概缺少“雄起”这种语音语调和精神内核都比较符合现场比赛气氛的词汇，所以虽然四川球迷人更少，但整出来的动静却更大，甚至整得有些喧宾夺主的感觉。

不管比赛结果如何，已经在现场出现了喧宾夺主的味道，工大三杰领导的大学生助威活动几乎可以说获得了成功。看来，工大三杰虽然来自一所毛爷爷不挥手的大学，但他们却能把整个上海市的川籍大学生组织起来，比起复旦、交大的四川学生更有担当一点儿。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就好像毛爷爷毕业于湖南师范，虽然该校在学术排名、毕业生起薪、高级职称教师数量等诸方面被北大、清华甩了一百零八条大街，但毛爷爷却超越当时所有北大、清华的学生，成为了革命领袖，建立了新中国。

而造成如此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除工大三杰外，做出最大贡献之团队，也不是来自复旦、交大，而是体院三闺蜜。

王红兵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他的一个老师以极优惠的价格包了一个看台。根据当天到场的大学生人数，算下来球票钱每人仅六元，比应辉的套票的平均单场价格还便宜很多。而余青和潘珍的贡献就更大了。那天工大三杰集体翘课，带着几十个四川老乡到机场迎接包机而来的球队和球迷，大家举着的那个“四川学子热烈欢迎四川全兴队和四川球迷”的红色条幅，就是两个妹子张罗做的。迎师以后还有犒师，四川学子代表去江湾体育场慰问训练中的全兴队，那个地方离两个妹子的学校也很近，两个妹子就背着水果先身士卒，只遗憾门卫不让学子们进入训练场。可是，虽然全兴队队员和四川大学生代表被一道铁丝网隔着，物质上的慰问没能慰问成，但精神上的慰问，全兴队队员们隔着铁丝网全都感受到了。因为，铁丝网无法隔断妹子们深情的吆喝。两位川妹子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发动了一些女生到现场助威，这个也蛮重要的。踢过球的人，应该知道场边有美女观战和没有美女观战在个人潜力发掘方面的巨大不同。虽然每个学校都有四川女老乡，但方自归就深有体会，就是发动她们去看球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余青、潘珍终于鼓动了几位颜值还可以的女生去看球和接机，虽然人数不多，意义可谓非常重大。

看来这些场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此时，在父老乡亲震耳欲聋的助威声中，球场上的四川队，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