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的陶器生产技术也十分精良，样式繁多，用途广泛。南越国葬中出土较多的器具就是陶器，仅在南越文王墓就出土陶器991件以储容器、炊具等日常生活用具和砖、瓦等建筑用具为主。这些陶器大部分为南越国本土制造，多是一些有着岭南风格的几何印纹陶。南越国的玉器制造业也相当发达，在南越文王墓中共出土了244件玉器。这些玉器主要分为四大类，包括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器用用玉，器型丰富，用途多样。其中的精品主要有丝缕玉衣、青白玉角杯、承盘高足杯、玉璧、龙虎并体玉带钩、龙凤纹重环玉佩等。这些精美的玉器大部分为南越国的工匠制造，而玉料除了由南越国自产一部分之外，很大一部分则来自于进口在南越国的墓葬中还出土了不少盛酒器皿，这说明当时南越国已有了成熟的酿酒和储酒技术。

龙凤纹重环玉佩

此外，南越国的金银器冶铸业、纺织业、漆木制造业等都有很大程度的发展。先秦时期，岭南维系着物对物的原始交换方式，秦平岭南之后，大量南迁的汉人带来了中原发达的贸易方式，岭南地区才开始逐渐进入货币经济时代。南越国的货币也是从中原输入的，并没有自己铸造的货币这些货币主要以秦朝和汉朝的“半两钱”为主。来自中原的移民中有不少是商贾。他们头脑发达、心思密、善于经营，使得尚且停留在原始的物物交换的岭南地区一跃而成为实行货币经济制度的商业繁荣之地。南越建国之后，历代君主都十分注重与邻国尤其是与汉朝的商业贸易。南越国与闽越、夜郎等其他国家的商贸往来也十分密切。

半两钱

吕后与南越国交恶时期，赵佗曾以财物贿赂的方式获得闽越、夜郎、西瓯和骆越等国的归属或支持。南越国处海滨之地，海上贸易相当发达。越人很早就掌握了内河航运和沿海航行的技术。都城番禺已具备了生产规模庞大的商船队伍的能力。南越国的造船工厂通常分为造船台和木料加工厂，造船台连续几个排列在海边河沿，仅一个造船台就有近百米长。船台结构、船厂布局钉接技术、木材加工技术都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船舶规格有“三翼”之分，大翼长十丈，中翼长九丈六尺，小翼长九丈。当时的南越国已经开辟了通过南中国海与东南亚和南亚诸国进行商业贸易的路线，这条海上航线较之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造船台

通过这条航线，南越国获得了东南亚、南亚及经由东南亚、南亚输人的舶来品，如银盒、象牙、金花泡饰、乳香等，南越国也直接出口以及汉朝经由南越国出口了大批商品。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沿海沿江城市迅速成为贸易中心。番禺、徐闻、合浦等沿海商业城市迅速崛起，成为中外交通贸易和物资交流的集散地，抱布贸丝者不绝于道。中国北方建筑作为支撑的柱子多为圆柱和方柱，菱形的柱子是南越王宫特有的，一些切割技术和砌法有着西亚的风格，这些都与这条海上航道息息相关。在文化建设上，赵佗也表现出开阔的胸襟。《粤记》盛赞“广东之文始尉佗”正是这一事实的反映。

银盒

秦平百越前，越人的记事方式停留在刻符的阶段，尚未演化为成形文字，各地语言不通，给记忆和交流带来很大障碍。赵佗主政后，考虑到南越国大部分官员来自中原，便将汉字——秦统一后“书同文”政策倡导的小篆，汉代时惯用的隶书——定为官方文字，起草诏令、百官上奏时均用汉字，还在南越国全境推广使用。在日常交流上，赵佗还大力推广中原语言。后来，南越国统治者还促进文字和语言改革，还吸收了越人语言文字的某些特征，大大适应了统治形势的需要百越民族多才多艺，在赵佗“汉越一体”政策下，越族艺术与中原艺术得以融会贯通，如舞蹈就有越式舞和汉式舞，越式舞五花八门，有翔鹭舞、羽舞、武舞、芦竹舞等，汉式舞比较单一，即长袖舞。

长袖舞绘画

赵佗在岭南的大开发使得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越人结束了分散的部落统治，一跃而直接跨文明有序的封建社会，与中原的差距大大缩小，极大地推动了岭南地区的文明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赵佗表现出了博大的胸怀和恢弘的气魄。在今日的广州南粤先贤馆内，赵位列第被称为“开发岭南第一功臣”，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