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不得不说明的是明初的地方行政体系。为了防止地方大员手中权力太过集中，也是为了体现“三权分立”的原则，明初在省级机构设置了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布政使的主要职责是承宣政令、管理属官、掌控财赋，相当于最高行政长官。按察使主管一个省范围的刑法之事，相当于司法体系的最高行政长官。而都指挥使便是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至于巡抚、总督一类的官职，那都是明宣宗之后才有的。

也就是说，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似乎朱棣已经成了案板上的鱼肉，只有任人宰割的分儿了。因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都换成了建文帝的亲信，自己在北平城的一举一动都在建文帝的监视之下。别说起兵造反了，此时的朱棣想出城打个猎什么的，估计都没有行动的自由。

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朱棣并没有坐以待毙，他装起了病。

朱棣为什么要装病呢？

因为这年的阴历五月是朱元璋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按照规矩，他们这些就藩在外的王爷是要回应天参与祭祀活动的。朱棣隐隐感觉到，这次如果去了应天，恐怕是有去无回了。以小皇帝朱允炆这个架势，这次就算不收拾自己，也得将自己软禁起来。

因此，唯有装病，才能躲得过五月的这一劫。另外，装病也可以麻痹敌人，便于自己开展行动。

虽然朱棣同志装了病，但为了显示出对父亲逝世一周年的高度重视，朱棣派出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三个儿子一同入京，代其参与祭祀活动。

而此时躺在“病”床上的朱棣却开始谋划着他的大事，那便是派出亲信去联络城外的旧部，一旦自己在城内举事，没有城外那些旧部的响应，那也相当于是给建文帝送人头。另外，三个儿子没有安全回到北平，朱棣也是不敢有半分不轨的举动的。

其实就在“靖难之役”发生的前夕，朱允炆还是有一个绝佳的机会，让自己更加牢牢地把握主动权的，那便是扣押朱棣的三个儿子。

建文帝的三大谋士中，齐泰建议扣押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三人，而黄子澄则表示坚决反对。黄子澄的理由是，朱棣这人有虎狼之心，如果他真的打算反了，他根本不会顾忌儿子的性命，反而是让建文帝背上了一个滥杀无辜的恶名。如果放这三人回去，反而可以起到麻痹朱棣的作用，让建文帝能够继续“温水煮青蛙”，逐步去除朱棣的羽翼。

两大谋士意见相左，建文帝一时有些难以抉择。这个时候，徐辉祖蹦了出来，他向建文帝建议，应该立即扣押朱棣的三个儿子。徐辉祖告诉建文帝，他对自己的这三个外甥相当了解，他们都是有些本事的，如果放他们回去，无异于放虎归山。

徐辉祖的话并没有打动建文帝，最终建文帝还是采纳了黄子澄的建议，放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三人回了北平。

在这里不得不说明的是，在建文帝的三大谋士当中，他最信任的便是黄子澄。因为黄子澄曾当过多年的东宫伴读，他与建文帝的私交可就比方孝孺、齐泰二人要深多了。这也可以解释在后来的多次类似情况下，建文帝都是选择了相信黄子澄的原因。

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三人回到北平不久，建文帝便给北平的副都指挥使张信下达了一条密诏，逮捕燕王朱棣。

这就有一个疑问了，明明北平的都指挥使是建文帝的亲信谢贵，那这逮捕朱棣的任务交给谢贵便好了，为什么交给副都指挥使张信呢？

那是因为虽然北平的军权控制在谢贵手中，但燕王府还有自己的卫队。而且燕王的卫队都是经过他自己精挑细选的，战斗力绝对强悍。如果由谢贵带兵前去，双方恐发生火并。

而派张信前去就不一样了，张信曾经是朱棣的部下，虽然不是朱棣的亲信，但跟燕王府卫队的军将都熟悉，可以借着入府公干的名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朱棣。

另外，还要注意的一点是，张信手持的是逮捕燕王的密诏，而不是圣旨。之所以是密诏，那这个行动就要做到充分的保密。最好的结果是，张信已将燕王带出燕王府，而燕王手下的死党还不知情。等燕王的死党反应过来，燕王已落入张信等人的手中，即使想采取行动，也得投鼠忌器。

因此，综合这些因素来看，将持密诏入燕王府逮捕燕王的任务交给张信是最稳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