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萝作为陈日核的老根据地，与杨日礼、陈日核集团的关系实在是太难以割裂了。山萝的军政要员，几乎与陈日核不是沾亲带故，便是有姻亲关系。这个地方的乱军不平息，大陈国难有宁日。

相较之下，安沛的情况就简单许多。安沛的守将是杨日礼登基之后提拔起来的，他对杨日礼怀有感恩之心。另外，这安沛守将与山萝守将是儿女亲家关系。安沛守将不愿意臣服于陈叔明，一方面是受了山萝方面的蛊惑，另一方面也是拉不开儿女亲家的面子。

如果剿灭了山萝之敌，那情况就不一样子。再对安沛守军采取招安、怀柔的策略，是有很大把握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安沛的问题的。

至于莱州，由于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域，当地的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很是复杂。只有解决了山萝、安沛二地之后，再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或剿或抚的策略。

大陈国绍庆二年（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年初，黄开成、阮正伦指挥的七万大军进抵山萝地域。虽然山萝当地驻军兵力并不占优，但他们充分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跟黄开成、阮正伦的讨逆大军玩起了“蘑菇战术”，时不时还打出几个漂亮的伏击战。

黄开成、阮正伦虽然兵力占优，但受制于不熟悉地形，且自己的补给线较长的影响，经常受到敌方的袭扰，战斗进行得并不顺利。

到了二月初，战斗已经打响快一个月了。黄开成、阮正伦已损失了近六千人马，粮食、辎重也被劫了数次，而连山萝叛军的主力的照面都没打上。

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陈叔明当然是心里着急了。看着陈叔明那着急上火的样子，我着实有些不忍心。另外，我也是觉得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如果不能迅速剿灭山萝的叛军，不仅其他一些还在观望的地方可能要搞事情，那南边的占城国恐怕也会趁隙而来。

正是在这种担心之下，我主动跟陈叔明提出，我立即带特战队员西进，配合黄开成、阮正伦剿灭山萝叛军。

陈叔明其实早盼着我带着特战队出马，只是他迟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既然我这会儿主动提起，他哪有不高兴的道理。

陈叔明为了配合咱们特战队的行动，不仅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甚至还给前线的黄开成、阮正伦传去了军令，待我率领的特战队员抵达前线之后，不是我们的特战队员配合他们的大军行动，而是他们的大军配合我们的特战队员行动。

至于前线兵力的指挥，陈叔明告诉黄开成、阮正伦两个，要充分征求我的意见。如果意见与我相左，以我的意见为主。

当然，我率特战队出征之时，陈叔明并未告诉我他给黄开成、阮正伦下达的这道军令。直到我与二月底率队抵达山萝之后，黄开成、阮正伦才跟我提起此事。

主要是因为我是陈叔明的结拜兄弟，他们两个也见识过我的本事，对于陈叔明这个安排，他们可是没有一点儿意见。反而他们倒是觉得轻松了不少。毕竟二人带着七万大军，一个月了，硬是没干过对方的两万多人，他们自己也觉得脸上挂不住。

也就是说，从我到达山萝前线的那一天起。我虽然不是这支讨逆军名义上的指挥官，但实际上我却是这支讨逆大军真正的指挥官。

山萝地域多山多河，主要山脉名叫拾宋早再山，主要河流则为沱江。正是因为多山多河的地形，造成了大部队行军的诸多不便，黄开成、阮正伦才坐拥七万大军，却奈何不了对方的两万多叛军。

黄开成、阮正伦出师不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咱们在山萝的群众基础并不好。也可以说，山萝当地的居民大多都是杨日礼、陈日核集团的死忠。

黄开成、阮正伦曾率军攻克了山萝城，可城中除了极少数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几乎就是一座空城。因为见黄开成、阮正伦大军到来，山萝叛军早已撤出了山萝城。反而是大军从山萝军撤出的时候，却受到了叛军的伏击。

根据黄开成、阮正伦提供的这些情况，不难想像，当地的居民已经充当了叛军的情报员、信息员。不然，怎么叛军怎么能够准确把握讨逆军的一举一动，精确地实施伏击战呢？

当即，我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沱江北岸设立一个临时的战时收容所。对沱江南岸大军过境之处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让大军过境处的居民携带口粮到沱江北岸的收容所暂住。待剿灭叛军之后，这些居民才能返回住处。

如此一来，可以杜绝大军过境处的当地居民充当叛军的情报员、信息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