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历代王朝中，宋朝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

首先，它的改朝换代几乎没有流血。大家像闹着玩似的把黄袍加到了赵匡胤的身上，大宋朝就成立了。

其二，武备极端松弛，文人士大夫地位空前绝后地高涨。宋太祖曾“勒石三戒”，给后代立下家训，其中有一条是：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之人。所以纵观整个宋朝历史，文官被杀是极少极少的。即便像蔡京这样的奸相，最终也只是被贬为庶民而已。而即便勇如狄青者，战场上所向披靡，好不容易当上了枢密副使，也被一帮子文官整得“忧惧而死”。

其三，经济异常繁荣。据不太可靠的说法，宋朝的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的一半以上，为历朝之最。仅靠传统的农业，显然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收入的。宋朝政权为了提高收入，采用了多种办法刺激工商业的发展。使得城市不再只是正治中心，更成为了经济中心。商税更是空前地达到了国库收入的六成多，几乎堪与后世媲美。

这里所说的“多种办法”，除了安民养民、发展漕运、鼓励农桑等传统手段以外，宋朝政策制定者还无师自通地掌握了经济学“需求拉动”原理（管仲《侈靡》的升级版），刺激消费，拉动经济水平的提升。

我们从《清明上河图》的直观感受和不计其数的文学作品的侧面描绘中可以发现，宋朝人对商品的需求无论是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比前朝有了跨越式的增长：东京汴梁的茶楼酒肆，梨园青楼如雨后春笋；民间对丝绸，茶叶，书籍，纸张等相对奢侈的产品的消费更是潜力旺盛。更有甚者，大众对休闲文化娱乐方面的关注程度也是前所未有提高，现代意义上的“服务业”在宋朝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了，宋朝的对外贸易搞得也是有声有色，海上丝绸之路一度成为了南宋政权的经济支柱。

百姓富裕了，消费就多了。消费多了，生产者、销售者所要上缴的税收也就多了。到最后，宋朝皇帝一看，既然朕有这么多的银子（国库年入亿贯），那就可劲地造吧！

政府官员工资太低？涨！使劲儿涨！要不说老赵家的人都是大好人呢，实在不是那扣扣索索的明朝老朱家能比的。

工资这玩意儿就像年龄，涨上去容易，想降下来就千难万难了。一大帮子的勋贵、荫补、宗亲和每年进入体制的官员，就齐心协力地把老赵家的家底搬空了。皇帝一看这不行啊，总不能你们好吃好喝的，朕连一口羊汤都喝不起，这皇帝没法当了！那谁谁，给朕想办法再弄点钱来！

要说古人就是聪明，自己没招儿，就向更古的古人学习。汉朝桑弘羊弄了个盐铁专卖，咱也盐铁专卖，还开创性地来了个“酒曲专卖”。于是，淳化五年宋太宗“诏征天下酒榷”，景德四年宋真宗“令计司将榷酤之法立为永式”。

其法有三。一是全官方垄断，从酒曲的制作到酿造再到销售都由官方一手包办了。于是，后世熟知的国企的各种弊端就出现了，偷工减料呀，以次充好呀，花样贪腐呀，强制抑配呀。最终，破产了。

二是买扑制度。包括城镇酒务、酒曲场务、县以下地区的酒坊承包三类。国家把不能盈利的或微薄盈利的大中小国有企业承包给了个人，既减轻了政府负担，又增加了政府收入。看着眼熟吧！

三是特许酒户制。又分为两类，一类是用官曲酿酒沽卖的酒户，号称“正店”，东京汴梁就有正店七十二户。另一类是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税课而获得酿卖权的店铺人家，他们广泛分布在官酒销售的地区，有点像后世的授权品牌生产企业。

他们要去的双泉酒店其实就是第二类的小型酒类生产者，所谓的“正店”不过是个噱头而已。

当晏居厚一行人来到双泉正店时，方仲永正侃侃而谈。

见晏溶月果然来了，方仲永也不记得吹嘘自己的博闻了，急忙催促店家上酒菜——不管什么时候，伺候好娘家人总是不会错的。

双泉酒虽说是地方小品牌，但质量还是不错的，放在后世大概也是一定要评为“多少大名酒”的。据那絮叨的小二介绍，本店双泉酒采用纯粮酿造、三蒸而成，非一般农家混酒可比。

彼时，蒸馏酒的技术已经在大中型的酿酒厂商中被广泛使用，其酒精度数大约有三十度。所以，不要认为古人喝的都是低度的米酒、黄酒。否则的话，景阳冈酒店也不敢打出“三碗不过岗”的招牌了。拿两瓶啤酒考验梁山好汉的酒量，是不是有点瞧不起人？虽说武松一口气喝了十七八碗，但英雄豪杰的酒量岂是我们凡人能比拟的？

方仲永不是英雄豪杰，但一连喝了十来杯双泉酒，仍是面不红、心不跳。自认为是酒国英豪的曾晔、晏居厚惊为天人。

只喝了五六杯就喝高了的晏居厚大着舌头说道：“老弟你可以呀，这，这双泉酒可是蒸过两次的。一般人，都是一点点的抿着喝。你倒好，一口一杯，跟喝茶似的！”

曾晔笑道：“这正店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等有机会了，我们再到东京汴梁喝那樊楼的眉寿酒。来，饮胜！”

喝过酒的人都知道，凡是到最后嚷着“再来一瓶”的都是喝大了的主儿。曾巩急忙给自己的大哥倒了杯温茶解酒，曾晔咣当一口就干了，还喊道：“好酒！”

晏成裕也怕自己的哥哥喝多了，有样学样地倒了杯茶。晏居厚眼一瞪：“骗鬼呢？倒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