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起耍狠，比方仲永整治台州的好汉们还要强硬。

至于那些拐卖人口、杀人越货的大盗，仅靠几个街司是不够用的了。范仲淹就责成本府衙役，会同刑部办差高手，又奏明赵祯请禁军从旁协助。任你有天大的手段，被几百只强弩围着，就问你怕不怕？

投降是死。

不投降？当时就死了。

何去何从？我太难了。

于是，这些亡命之徒或暂时遁迹于汴梁城下的沟渠中，或仓皇逃离，去一个吏治清明的地方继续开展自己的“事业”去了。

其实，这都是小事，换做别的人才也能做个差不多。最难的是如何收拾那些背靠勋贵，拼命从百姓身上吸血的行会。

既是好友又是下属的富弼劝道：“几乎每一个行会后面都有一家甚至是几家勋贵在撑腰，六爷您想要从他们身上开刀只怕不易呀！”

为什么富弼会喊范仲淹六爷呢？

还得从天圣四年说起。那年，范仲淹在泰州地区任职。其间，因与监管酒税官员富言来往，认识了随父而来泰州读书的富弼。这位二十出头的洛阳才子，尽管饱读诗书，提笔成文，胸有沟壑，豪爽大度，却还只是个秀才。

范仲淹一见之下，颇为惊讶，觉得他资质不凡，将来必有大成。于是便揣着他的文章，去见时任御史中丞的晏殊，郑重推荐说：“此人天下之奇才也，愿举于朝而用之。”

晏殊向以知人闻名于世，看罢文稿，颇为称许，听说他尚未婚配，恰合东床之选，就托范仲淹从中作伐，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富弼。

天圣八年，宋仁宗颁诏制举特科。范仲淹又对富弼说“子当以是进”，并荐他为茂材异等。

经范仲淹指点和激励，富弼得以步入仕途，并与范仲淹结成忘年之交，日久弥深。富弼比范仲淹小十五岁，向以父辈尊称，故称之为“六爷”。

灌水完毕，转回正题。

范仲淹对富弼的劝说是根本不在意的：“不过是些冢中枯骨而已，何足道哉？且本朝历来重文轻武，这些勋贵多是些酒囊饭袋，靠着祖先余荫、官家仁慈，才苟延残喘。我既受官家指派，自当还百姓一个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且看老夫的手段，定把这些蠹虫一扫而光！”

富弼再劝：“咸平五年时，先帝感于众多商户挖开坊墙临街开店，特下诏治理侵街之乱象。然众多勋贵阻碍，至今仍无甚改观。六爷，慎之呀！”

古往今来，似乎能成大事者都是在性格上有些偏执的，范仲淹也不例外。执拗起来，虽宰相、皇帝也照怼不误，区区勋贵哪里会放在心上。责令三班衙役、街司等清查各行会往来账目略有纰漏者罚款，投机倒把者关张，作奸犯科者绳之以法。

一日，查到西水门码头米粮行会。罚款，不交；关停，不听；抓捕带头者，言说去吕相府上述职了。

又一日，查马行街盐商公会。掌柜的甚是嚣张，言说此乃吏部侍郎与吕相的生意，你官太小，不配了解内情。

再一日，查汴河骡马商会。范仲淹亲自带领，掌柜的倒是给了些脸面，拿出账簿来。只是不住地冷笑，说什么“吕相的生意也敢查，官是不想做了”。你一个行脚的行当，也想用吕夷简的名头压人不成？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范仲淹深恨之。

回到府衙，暗中调查一番，却又惊出一身冷汗。

那吕夷简世代簪缨，曾祖即为后唐兵部侍郎，叔父吕蒙正乃太平兴国二年的状元，三次登上相位，门生故吏遍天下。吕夷简更是深谙为官之道，谄事刘太后，天圣六年即拜同平章事。朝中诸事，一言而决也。幸亏官家亲政后，罢了他的相位，否则必成尾大不掉之势也！

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十月，太傅薛奎病重，赵祯亲去慰问。

因陈尧佐老迈，不堪驱使，帝问及晏殊可堪为首相，薛奎言:资历尚浅，不可骤升。帝问:吕夷简可否？薛奎不能答，遂逝。帝大恸，罢朝三日。

旋即，吕夷简起复，任平章事，加右仆射，封申国公。

范仲淹闻讯大惊，这样的门阀日后必为祸患，不得不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