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张嫱在后续的几站中,一直没能再拥有表演的机会,这让她备受打击。
回到京城之后,小姑娘甚至都不想出门见人了,着实萎靡了一阵子。
后来还多亏了母亲所在乐团的同事们指点,张嫱才搞懂了她屡屡遭遇挫折的原因。
那些专门搞音乐的叔叔阿姨都是这么说的,“哎呀,丫头,你唱的这些歌儿太流行了,大多数人哪儿接受的了啊?尤其是小地方的,非得被你吓着不可。像你这种唱法,只能去南方的一些音乐茶座里唱歌。因为那边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接受外来文化比较多,只有那里的年轻人,才能接受你这种唱法……”
要去南方吗?
张嫱还真的动了这个心思,只是她也知道,这件事实在不切实际。
且不说她还只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还没法彻底离开学校。
就是她的妈妈再开明,无论在奇装异服还是另类歌唱风格上再怎么支持她。
也不会放心让她长期离家,独自一人,去那么远的地方的。
那该怎么办?
难道京城就没有一方小小的舞台能够承载自己的梦想,任自己痛快的歌唱吗?
不,还有的。
马克西姆餐厅不也是像外国酒吧一样的地方吗?
要不然怎么会有“七合板”乐队那样的前卫演出?
除夕的这一天的年夜饭,张嫱终于下了一个决定。
她在餐桌上开口母亲寻求帮助,希望妈妈能帮她联系一下马克西姆餐厅的负责人,看看她是否能在那里登台表演。
还不光是年轻人对未来充满迷茫,中年人也是一样。
这个除夕,来自美影厂的动画导演戴铁郎也没能够回沪海过春节。
而是在京城的旅馆里焦急的等待有关他的动画片《黑猫警长》的一个重要消息。
临近中午,制片主任终于回来了,带回来的消息让人松了一口气——“绿灯”通过。
只是制片主任郁郁寡欢的表情,不见丝毫喜气,仍然让戴铁郎感受到了这件事里另有文章。
关上门一问才知道,果不其然,原来已经制作完成的五集《黑猫警长》是有条件获得放行的。
美影厂暂时没有可能再继续制作像《黑猫警长》这样的动画片了。
“为什么啊?”戴铁郎不可思议的询问。“这片子所有人看过,反响不都很好吗?尤其是孩子,没有不喜欢的……”
“不是的,争议还是挺大的。有些专家对这样一种风格,这样一种形式,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过于商业化。”
“商业化?我们追求的本来就是商业化啊。难道日本的《铁臂阿童木》和《森林大帝》不商业化吗?我们的目的不就是要弥补国内多集动画片的空白吗?”
“日本是日本,咱们是咱们,我也解释了。可专家的意思,我们还是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风格,多拍水墨动画片这种强烈艺术风格的短片,才能在国外获奖。”
“这是什么话?他们难道看不到我们和人家的差距吗?我们要再不拍一些能让孩子感兴趣,产生共鸣的多集动画片,今后电视上就全是外国人的动画片了。不行,我得找他们好好谈谈。”
“别别,老戴,你可别冲动。这已经是我们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你要太计较,弄不好咱们的一切成果就得付之东流。说真的,其实许多意见我都不想告诉你,就是怕你气坏了。像有人就提出,子弹怎么可能转着弯去击中一只耳呢?还有人批评咱们这部动画片过于血腥,情节故弄玄虚,给孩子的是一种荒诞教育。甚至还有人提出,咱们没有民族化。应该在黑猫警长坐的那个摩托上面贴一条龙……”
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戴铁郎不禁痛心疾首,“哎,故步自封啊!这也太不重视外部环境的变化了。咱们美影厂一年只有四百分钟的产量,还得拍艺术化的东西,今后可怎么跟人家去争啊!”
“那就不是你我能考虑的事儿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
制片主任拍拍戴铁郎的肩膀,又看了看表,“老戴,咱们还是说点实际的吧。任务既然完成,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一起去火车站,看看能不能搞到明天回家的车票……”
有人感受到桎梏,对此无能为力,然而有人却拼尽全力的要挣脱桎梏。
1983年,从仪器厂破格调入儿童文学出版社的郑元洁,哪怕处处磕碰,但始终也没放弃追求按劳分配的可能,没有放弃把写作商业化的目标。
为此,他竟异想天开的想办一本不登别人的作品,只登他一个人的作品的杂志。
他认为必须如此,才能显现出他真正的价值来,拿到原本应属于他的稿酬。
才能使他刚刚学步的儿子,搬出楼道内处处是“滋滋”冒气高压锅的筒子楼。
应该说,在这个年代,郑元洁绝对算是有能力,又有勇气的文化创业先锋了。
只可惜,大多数人是见不到别人标新立异的,哪怕不碍自己的事儿也不行。
所以郑元洁越是着了魔似的为这事奔波,就越遭人耻笑。
无论去了那家刊物的编辑组,他听得最多的一句回复,就是“郑元洁,伱童话写多了吧?你说的那个,压根儿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就这样,郑元洁的“自不量力”和“异想天开”,使之沦为许多文人的笑柄。
再加上他的小学没毕业的学历,简直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为此,不只一个人曾公开指责过,说郑元洁纯粹是混进文化队伍里的人。
直至1985年的这个除夕,郑元洁回到老家太原,见到了在山西团系统任职的朋友赵延平,事情才开始出现转机。
郑元洁一想,团系统是可以办少儿报刊的呀,所以才见面,就对这位朋友脱口而出。
“想发财吗?想发财咱们就一起办个刊物。”
说实在话,赵延平当时听了郑元洁的想法也无比惊讶。
因为这种方式,这种形式,他从来没听说过,更难以想象。
就靠一个人支撑一个刊物,郑元洁吃得消吗?
就靠一个人支撑一本刊物,又会有多强的生命力?
万一这个订阅的费用都收上来了,要是稿子出不来了,该怎么办?
到时候,就是想把钱退给全国的读者,都没法操作这事啊。
那谁兜得住?
风险太大了!
“老赵,那些刊登和连载了我的作品的杂志,销量都上去了。虽然他们不说,但是我自己知道,就是我的作品给他们带来了盈利……”
“哥们儿,你放心,我绝不会撂挑子。即使我写不出,我也可以给你找别人组稿,保证能按时出刊……”
可尽管这个主意听起来如此的不切实际。
但由于郑元洁拍着胸脯做出这样的保证,赵延平最终却被好朋友的执着、自信和热情感染了。他还是答应春节过后,会跟主管领导试着申请一下。
就这样,郑元洁和赵延平的事业,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
只是此时此刻,他们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