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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码头上多是货船，却也有几艘客船。李玄都和秦素等人登上一艘客船，北上而行。
四海之中，北海因为位置的缘故，天气寒冷，先天不如东海，也不如南海。可东海、南海之上常有海贼，甚至是宗门的船队，反倒是这北海的海面上颇为太平，来往船只的数量不逊于东海、南海。
李玄都对于船是不陌生的，清微宗就是靠着船队起家的，不过清微宗被称作仗剑行商，商船上配备火炮，遇到不遵守清微宗规矩的船只，直接击沉，或是将其货物全部没收，就像手持利剑四处行商，可以说是十分形象生动了。反观辽东这边，秦清倒是持开放的态度，除了禁绝海盗之外，并没有太多其他规矩。
从这一点上来说，秦清的确是有大韬略之人。当年司徒玄策也曾想过改组清微宗，改变这种传承了数百年的仗剑行商，可结果是司徒玄策身死，而李道虚也不再管理宗门事务，将这些事情都交到了李元婴的手中，导致清微宗还维持着这种现状。
李玄都少年时，满腔热血，也曾想过改变清微宗，可那时候只是空有热血而已，办法、规划、想法是半点也无，自然只是一个笑话。等到李玄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和道路之后，他已经不在清微宗了。
不过李玄都也不在意这些。事情有轻重缓急，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清微宗都属于“缓”和“轻”的范畴之内，还不到迫切解决的时候。
在这一路上，李玄都除了陪秦素欣赏海景之外，也与船上的乘客、船老大有过交谈，这些乘船北上之人多是客商，于是让李玄都对辽东的商税有了个大概了解。
然后他大概算了笔账。
走过江湖的人对于路程长短都有个大概认知，从金陵府到帝京城，最短水路三千五百里，要过十二个钞关，交费三百五十文左右，平均每里路一文钱。大魏米价最低时，九十文能买一石，平均每斤米卖十文左右。这个价格说贵不贵，说便宜也不算便宜。
不过钞关也不是问谁都要钱，有三不收：官员的船不收，宦官的船不收，进士和举人的船不收。由此衍生出许多逃费的手段，有的在船头竖起牌子，一面写“提刑按察司衙门”，另一面写“承宣布政司衙门”，冒充官船；有的请进士或者举人坐在船上当护身符，过钞关的时候，人家要钱，就让护身符出面对付，冒充官船风险太大，请进士或举人做护身符却百试百灵，话本里记载了一个故事，一位秀才同时给两艘民船护航，得银五两，进士和举人比秀才有身份多了，他们更有资格帮人免交过路费，拿的报酬自然更高。
通过慕容画和玄真大长公主，李玄都已经得知了去年朝廷的岁收，总共三千六百万两左右。
其中派剩麦米折银，丝绵、税丝、农桑绢折银，绵布、苎布折银，府部等衙门禄俸米折银加起来占了一成左右；马草折银占了一成左右；草场草折
银、各马房仓麦豆草折银，户口盐钞折银，共占一成左右；各州府改解银占两成左右；各盐运司并各提举司余盐、盐课、盐税等银占了三成左右。
接下来便是各大钞关，加起来也占了一成左右。然后是赃罚银占了半成，商税、鱼课、富户、历日、民壮、弓兵，并屯折、改折、月粮等项银，约共半成左右，
总的来说，农税、盐税占了大头，商税包括钞关在内，只占了一成稍多。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魏在开国初期，商贸被金帐南下破坏严重，所以太祖皇帝为了恢复商业，宣布对大部分商业免税。
帝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
一直到武德年间才重新征收商税。征收的商税也很轻，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商税是三十税一，农税也是三十税一，可两者无论如何也不能相提并论。
商税本身就已经很少，因为商人流动，所以大头收入都在钞关等杂税之中，可偏偏钞关有三不收的说法。如此一来，就导致了普通人经商，不堪重负，而士绅经商，几乎等同于不纳税。任凭多少丝绸、茶叶、瓷器的贸易往来，朝廷是半分钱也拿不到。朝廷无钱，只能将重担全部压在农税上面，最终百姓不堪重负，把土地卖给士绅沦为佃户，士绅的土地也不纳税，朝廷只能继续压迫那些还未卖身为佃户的普通百姓，如此不断循环，终成死局。
辽东明显在有意避开这个死局，辽东的商税要比朝廷的商税重上许多，十五税一，只针对一定规模的商户，而小商小贩则仍旧维持了原来的三十税一。
除此之外，秦清整合所有辽东世家，一起经商，此事由秦家牵头，可实际上是以总督府的名义行商，同时赵政的总督府也将部分税收投入其中，成为东家，待到买卖盈利之后，再行分红。如此一来，辽东上下都牵扯其中，自然齐心协力。结果等同是绕过了商税，不再是士绅做买卖朝廷收税，而是朝廷亲自做起了买卖，商税的多少倒是不再那么紧要了。
不过如此一来，对于官吏的要求就变得极高，最起码饱读圣贤书的儒门弟子多半无法胜任，需要部分专业商人，这也是秦家拉着诸多世家亲自下场的原因之一。而这又导致公私不分，很难分出世家和衙门的界限在哪，如今只是三州之地，有秦清和赵政两人把持，尚能勉强不出差错，若是将其推行至整个天下，未必就能不出纰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