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塑像

38岁时远赴江西往游王阳明之门，下拜执弟子礼。王阳明一开始觉得他个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带有静止之意的“艮”字；王艮经常与师争论，“时时不满师说”，坚持自己的观点，既“反复推难、曲尽端委”，又“不拘泥传注”、“因循师说”，于是自创“淮南格物说”。他主张：“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非学也。”强调身为天下国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有一次坐“招摇车”（蒲轮）招摇过市，遭阳明指责。嘉靖二年（1523），北上入京，沿途讲学，受到各方重视而轰动一时，王阳明闻讯大为震怒，欲设法召他回来“痛加制裁”，但已鞭长莫及，他的学术思想已流传四方。嘉靖五年（1526），王艮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主讲于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求学者纷至沓来，这为泰州学派的创立准备了条件。王艮的门徒以平民百姓居多，“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但亦不乏著名学者如徐樾、颜钧、王栋、王襞、罗汝芳、何心隐等人，子弟至五传共有487人，罗汝芳为集大成者。黄宗羲称此一派竟能“赤手以搏龙蛇”。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天德良知也”。王艮在讲学别出心裁，按《礼经》制着深衣、戴五常冠，“行则规园方矩，坐则焚香默识”，他一生布衣，拒绝入仕，并直指统治者：“使仆父子安乐于治下，仍与二三子讲明此学，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故被斥为“异端”。

嘉靖十八年（1539），57岁的王艮已病魔缠身。次年冬，病重弥留之际，他对儿子王襞说：“汝知学，吾复何忧！”他希望泰州学派能延续下去。逝世后，四方送葬者有数百人之多。

王艮的一生对泰州学派作出很大贡献。他的学生大多为下层群众，计有农夫、樵夫、陶匠、盐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而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这是他自学成才的切身体会。由于他非经院出身，一生文词著述很少，着重口传心授，使“愚夫愚妇”明白易懂，这成了泰州学派的特色之一。王艮的著作，后人辑为《王心斋先生遗集》。

主要作品

相关书籍

王氏宗祠

王艮讲学传道，一般都是当面口传心授，不假文字和笔舌谆谆。他为什么采用这样的传道方式呢？主要有以下因素：一、王艮是灶丁出身，在青少年时读书甚少，以后虽自学有成，但他却不喜著述，严格说来，写作恐非其“强项”，尚不能到“倚马万言可待”的熟娴地步；二、王艮自许为他学的是二千年来未有的“绝学”，这，劳动大众视之“若久旱之望云霓”，而统治者却视之为“左道”，城府颇深的王艮，恐“言易招非”、“以文取祸”，留下“不妥”的文字易“授人以柄”，因而，他留下的文字就相对地较少了；三、王艮讲学传道的方式，有别于正宗儒家的传统方法，而是将儒、释、道的思辨方法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儒家的“心性”（如“于无字处读书”），道家的“感应”，特别是)佛教禅宗提倡的“顿悟法”，则为王艮所长期修习和身体力行。

王艮著作，除其后裔及门人辑录整理的王艮语录外，尚有王艮本人撰写的《鳅鳝歌》、《复初说》、《明哲保身论》、《乐学歌》、《天理良知说》、《孝悌箴》以及《安定书院讲学别言》、《格物要旨》、《勉仁方》、《与南都诸友》、《大成学歌》、《均分草荡议》、《王道论》、《答徐子直书》等名篇。有些著作，王艮的门人誉之为“百世不易”之作，但从其篇幅来看，多为数百字的短文，最长的文章也止一二千字。上述语录和著述，经王艮的子孙及其门人陆续整理增订，曾有不少刊印本行世。据记载，在明代就有五种刻本，清代和民国又有几个刻本。明刻本多已散失，存世的有一些清代和民国年间的刻本。

泰州图书馆创建于民国十一年（1922），已有90年的历史，藏书近30万册，其中古笈5万册。它们历来重视本籍人士著作和地方文献的收藏。该馆现藏王艮的著作基本上包罗现存的这方面的著作。现录出：

《三贤全集》。明崇祯时刻，清重修印本。含王心斋文集6卷，疏传合编2卷，一庵先生遗集3卷，东崖先生遗集2卷。

《王心斋先生全集》。民国铅印本，东台袁承业编订，5卷。附一庵、东崖遗集及四先生残稿。

《王文贞公集》（门人焦竑等曾私谥王艮为“文贞”）。清嘉庆21年王世丰重刻，2卷。

泰州图书馆还藏有泰州学派传人罗近溪（汝芳）、韩乐吾（陶匠韩贞）等人的著作。

此外，东台、泰州两地，均加强了对王艮与泰州学派的研究力度，先后开展了研究泰州学派的系列活动，写出了数量可观的文章，辑印成书的有：泰州《泰州学派学术讨论会纪念论文集》（1986年）；东台林子秋、马伯定、胡维定合著的《王艮与泰州学派》（1999年）等。这些论文和著述，对研究王艮与泰州学派者有一定的参考作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