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小股明军，莫与京确实看见了，就在黑河沿线的长城边堡墩台上，从八坝堡到四坝堡，每座堡子里都有零零散散几十名守军，没完没了地打放烽炮。

但莫与京也不在意，反正烽炮响了就已经被发现，再多响两声也无所谓。

他理都不理那些被调走驻军的烽堡，一头扎进高台千户所，当天就干了三件事，第一是告诉刘承宗，高台被攻占了；然后立刻退出高台带兵奔赴李鸿嗣在骆驼城修建的防御阵地；最后下令改造防御阵地。

莫与京很清楚，就凭他手里连炮都没几门的蒙古加强营，凭借马力，快打快走还行，想要用阵地战的形式守住高台千户所，那是痴心妄想。

所以他只让粆图台吉给高台插了个旗，扭头就让人收拾明军留下的破烂儿出来了，城里的火药、冬衣、马草、工具甚至铁锅，全部卷走，一屁股坐进骆驼城外李鸿嗣精心修造的防御阵地里。

李鸿嗣的阵地挺好，但不适合莫与京。

明军阵地是里面是营，中间是矮墙，外边是两道壕沟，一重拒马和铁蒺梨，对明军来说合适且坚固。

两重壕沟都是大片倒刺，仅留了几处空位站人，这几个空位不是为了让士兵以壕堑据守，而是作为炮兵的观察哨。

明军经常把炮称作铳，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就是把炮当成铳用，甚至有时候列装的炮比铳还多，装火药、塞弹丸、成排列的瞄准、射击，是铳没错。

唯独炮是不能在壕沟里打的，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壕沟阵地，几个人在壕沟掩体里观察敌情，指挥炮队瞄准。

莫与京手里没炮，他本身就是明军将领，对明军战法很熟悉。

元帅府上下有一股蒙古兵弱、汉兵强的风气，但在他眼里不是这回事，人跟人说到底能有多大差别？人不能脱离环境，就像战法不能脱离武器装备一样。

这种壕沟防御方式对他的蒙古兵没有意义，他们就算躲在营里，等明军攻过来也得被炮子压制到死，因为他们没炮。

所以他让人把内层壕沟里的木刺都拔了，直接埋在两曾壕沟中间的平地上，挑了近半没铠甲的士兵钻到壕沟里当掩体放箭使。

其实战场上，最迷湖的人还得数东边率领新募甘州军的甘肃总兵官杨嘉谟了，他就寻思这烽炮怎么还一直响呢？

其实仗打到这会，烽炮烽火这种传递军情的方式已经没有意义了。

这是个预警装置，一直没完没了的响，后方也不能分辨情报，杨嘉谟只知道肯定有支敌军驻扎在哪儿了，但具体驻扎何处，谁也不知道，因此他的行军速度就非常慢，生怕叫人把军队偷了。

其实这两个新募的甘州营，士兵都来自甘州五卫，尽管除了旗军，还有各行各业的适龄青年，但甘肃本就很难找到跟军事无关的闲杂人等。

毕竟这不是个省份，而是个军区。

但这对杨嘉谟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地方自然是在甘肃募兵很简单，身体没有残缺的适龄青年有一个算一个，都有一定的军事常识，是当兵的好苗子。

坏的地方则在于，杨嘉谟必须保证他们尽可能活下来。

俗话说穷文富武，练武费钱，但费钱的地方并不是吃喝这些显性花费，在万历年间一个长工的收入，就已经足够支持一个习武青年三天吃只鸡，或者每天吃半斤牛肉，一个月不过才四钱银子。

穷文富武真正费钱的地方在于这个青年需要脱产，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练一门一辈子用不上几次的技术。

就万历朝那样一年只有一到两次边境冲突的太平年岁，练这样一门技术对平民百姓家庭来说压力太大了……主要是没用。

正常年景人当一辈子兵，没打过仗的大有人在。

归根结底，是习武的上升渠道在正常时期非常狭窄，文就不一样了，即使不能做官，也能从事其他职业，赚取不错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是很好的谋生工具，而武艺更像是爱好。

对普通人来说，谋生是实际的，而爱好是奢侈的。

这些年轻的士兵在此之前离战场再近也不是军人，他们终究要在打过一两场仗之后，才能变得更像战士。

现在杨嘉谟最怕的就是半路杀出一支敌军，直接把马蹄子踩在他们脸上，当场把人吓破胆，跑到沙漠里当土匪。

杨嘉谟手里现在没老兵，总兵标营在庄浪河呢，他也没打算把这俩营当成主力使，只是想作为预备军，偏偏就在这节骨眼上出事了——高台千户所，怎么插了杆鞑矛呢？

他并没有疑惑太久，很快士兵就登上空无一人的高台千户所，把粆图台吉摆在城上的察哈尔黑纛取了下来，随后各路塘兵的消息传到杨嘉谟耳中。

整个战场就像一场赛跑。

唐明世汇合了李鸿嗣，俩人撵着高应登一路向东狂奔，后头的张天琳像疯了一样穷追不舍，骆驼城下四千个鞑子抢占了防御工事，还有一个车营满身大汉被围在战场中间。

杨嘉谟很快就意识到危险，这不单单是因为他心里想把元帅府叛军挡在张掖以西的计划，出现了巨大失败而全面泡汤。

关键在于甘肃的官军部队在初次冲突中已经被扯得不成形状了，东西脱节，而敌军主力还没有出现在战场上。

站在高台千户所城头，杨嘉谟听见暂领甘州新募左营的副总兵王性善问道：“大帅，救不救林将军？”

救不救林成栋？

说实话杨嘉谟想救，即使不说下属、不说四千兵力，一个车营能在即将到来的决战中起到战场支点的作用。

但他还是缓缓摇头：“车营能耗得住，先看他。”

杨嘉谟说的是刘承宗：“看他救不救东边那两个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