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在南山修史,与长安城离得比较远,闲得生蛆,接到天子的诏书才知道长安发生了这么多事,顿时满血复活,精神抖擞,第二天一早就赶回长安,先入宫拜见天子,随即又来到尚书台,与荀彧共商大计。
荀彧将公务交给卫觊,带着孔融、祢衡出了宫。他由未央宫东门出来,马车沿着章台街向北,又转上藳街,从大将军府前门经过,却未停留,径直向前驶去。孔融本以为荀彧是带他去见杨修,见他过门而不入,大惑不解。
“文若,你这是去哪儿?”
荀彧摆摆手,示意孔融别急。“来得这么急,还没吃午饭吧?”
不说还好,荀彧一提午饭的事,孔融的肚子立刻咕咕的叫了两声,转怒为喜。“请我吃饭?这还差不多,南山冷清,饮食寡淡,我都记不得上次痛饮是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不去大将军府?如今最有钱的就是大将军,杨德祖就算要与我打趣÷阁战,一顿酒总是要管的。”
“酒肯定有,但你未必有心情喝。”荀彧拿出一叠报纸,分给孔融和祢衡。“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们先看看杨德祖的文章,了解一下对手。文举兄,今日之杨德祖可不是昔日少年,他在吴王麾下任职六年有余,深受吴王影响,不可小视。”
事关趣÷阁战,孔融、祢衡不敢大意,接过报纸看了起来。他们都是读书极快的人,手不停翻,一目数行,片刻功夫就将几篇文章读完,互相看了一眼,不约而同的苦笑。祢衡咂了咂嘴。“杨德祖在江东呆了几年,颇有王仲任{王充}之风啊。”
荀彧笑而不语。他知道孔融、祢衡在南山清闲,不会不读相关的书籍,尤其是《论衡》这样的书。说起来,杨修的文风的确近似《论衡》,一是论理严密,二是目无圣贤。
前者使《论衡》为学者称道,蔡邕逃亡江湖十余年后,回到京师时谈论功力大涨,所向披靡,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秘笈,直到《论衡》印行天下,他们才恍然大悟。后者让士大夫对《论衡》深恶痛绝,蔡邕不敢公布《论衡》,也与此有关。
杨修的几篇文章也是如此。论理以事实为依据,并附有大量的数据计算。很多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搅缠不清,可是用数据来说话就能一目了然。比如分析大汉这百余年的土地兼并,杨修把人口、土地数量和皇室、宗室、官员、士大夫的比例一一列出,事情就一清二楚了,造成经济崩溃的原因就是皇室、官员、士大夫的庄园占有了大量的耕地,却不用缴税,皇家财政无法支撑。在这其中,阉党固然难辞其咎,可是与大量的士大夫相比,阉党所占的比例非常有限,数量庞大的世家、豪强才是罪魁祸首。
杨修分析这件事的目的不是为阉党翻案,而是为了说明孙策为什么要夺取世家的土地,又为什么要建木学堂、本草堂,鼓励读书人从工、学医,但客观上却打了士大夫——尤其是党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偏偏这些数字不是从宫中秘档里摘出来的,就是从地方数据而来——比如党人的大本营豫州,他在孙策身边做主簿时,正是孙策整治豫州世家的时候,大量的数据都经过他的手,件件有据可查,即使是推理也有据可依,让人无从反驳。
对这样的文章,仅仅讲道理是不够的,没有精确的数字,没有严密的计算和推理,你说得再漂亮也无法说服人。至于圣人,他根本不在乎。学而优则仕就是圣人之言,但杨修明确反对,用几个冷冰冰的数据就瓦解了这句话的正确性。
大汉能提供的官员职位有限,又有一大部分被质子、荫任所占,每年从太学生只能选一百人为郎,连三万太学生都安置不了,读书人越多越麻烦。让读书人去从工、学医,不仅能让他们自食其力,还能让他们有益民生,两全其美,比让他们一心做官强。
孔融已至不惑之年,与人论战无数,却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对手。他在南山为生计犯愁了两三年,深感读书解决不了生存问题,要让他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自己都有点张不开口,底气不足。他明白了荀彧的用意,杨修已经不是当年洛阳那个高门公子,这是一个既精通圣人典籍,又有政务经验的英才,仓促上阵只能是自取其辱。
“文若,这次论战是谁的主意?”
“是谁的主意并不重要。”荀彧垂下了眼皮,避开了孔融的逼视。“重要的是如何论出点有用的东西来。文举兄,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吴王对论战的态度,我觉得这里面或有可以借鉴之处。”
孔融收回目光,微微颌首。“商人务实,唯利是图。兵家务实,事关生死。吴王以商人子积军功为诸侯,自然是务实的。不过道以虚实相依,俗人务实,圣人务虚。若非如此,圣人就不是尧舜孔孟,而是陶朱猗顿了。”
荀彧展颜而笑。“文举兄这些天在南山修史,收获颇丰,可喜可贺。”
孔融瞪了荀彧一眼,本打算骂他几句,话到嘴边,也忍不住笑了。他被朝中大臣排挤,送到南山修史,其实就是闲居。修史的第一部就是整理史料,他这两年看完了所有的宫中秘档,倒是过足了看书的瘾,也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再加上年岁渐长,不像之前那么看事理想化。在此之前,他就读过《盐铁论校释》、《论衡》等书,与自己在青州的治绩相对照,考虑了一些实际问题,现在又看到杨修的文章,感悟更深。荀彧说他有收获,倒也不纯是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