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铜钱在不断贬值，粮价却难以提振，农民每年种地的收益自然不断降低，生活的成本却在不断提高，这日子如何能够好得了。

也就是朝廷在土地兼并上还留有极大的戒心，以高昂的土地交易税，限制土地买卖，并以严刑峻法处置那些逾制乱法的官商。如此，方才稍稍遏制了大汉土地兼并的进程，给普通农民留有不下的耕作余地。

但是，如此也仅仅是遏制，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土地交易仍旧是准许的，而以自古以来大汉士民对于土地的热情追捧，即便代价高些，只要有机会有资本仍旧会热衷于买地屯田。

而在近十年中，大汉各地，土地买卖的数量明显增多，其中有贵族，有官僚，也有商贾，这与历朝历代发生的土地兼并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此前，有大量汉民下南洋闯荡，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些人，无地无产，或者失地失产，为了生计，不得不赌命冒险。否则，出海的死亡率那般高，即便利益再诱人，也难以形成那等规模的出海潮。

而针对于农民困难的情况，朝廷不是不知道，更不是看不到，也不是完全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至少，在丰年之际，还会由财政出钱，以略高于市价的价钱从民间收购粮食，用以官仓储备。但是，于整体而言，这部分占比不算太高，然而这个办法，本质上还是在割韭菜，毕竟朝廷手里廉价的铜钱是在太多了，而粮食物资可是实实在在的。

另一方面，则是在灾年时期，对受灾州县百姓行减税、赈济。

而以上两点，同样不能改变大汉农民生活困苦的本质。鉴于此情，不论是刘皇帝，还是政事堂，都已经意识到，农民农业问题已经到不得不变动的地步，否则任其发酵下去，矛盾爆发之际，难免产生动乱。

这是历代王朝治乱循环的规律，即便以朝廷的实力，不会被轻易掀翻，但是这种情况同样会动摇统治，需要竭力避免。

事实上，早在赵普卸任之前，就已经在筹谋，改变农业政策，让利于农民，稳固大汉最广大的群体，农民。

当然，减税这种事情，是不能轻易实行的，尤其农税依旧是朝廷税收的大头。但是，粮价却是一个不错的着手点。

去年田亩歉收以及榆林叛乱，对两京的粮食供应造成影响，导致粮价不断抬升，到二十二年二月之时，东京粮价已然高至斗米四十文一斗，到三月底，则到六十，比之前翻了三倍不止。

而两京的粮价一向是天下的风向标，哪怕反应慢些，全国的粮价也跟着上涨，紧接着影响到的是整个农产品。

过去，当粮价不稳之时，朝廷往往会采取措施，用以平衡，但这一次，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一直按捺着，任由市场调节，即便其中出现了一些囤积居奇、乃至发国难财的乱象，也没有第一时间整治。

就拿米价来说，以朝廷多年积攒的家底，拿出一部分来平抑价格，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在赵匡义及沉义伦的建议下，朝廷选择了观望的做法。

如此一来，可苦了两京的士民，以及城市中的百姓，而农民则如降甘霖，粮价涨了，能卖出更多钱，他们的处境自然能够得到缓解。

当然，粮价过低不行，过高显然也会出问题。而在半年的时间里涨了三倍，这就不正常了，也不可能是健康的。因此，在眼瞧着东京粮价居高不下，士民生计受困，乃至穷苦之人几乎无以为继，满城怨声载道之时，朝廷终于出手，平抑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