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之事，显然并不以那场公开执刑而告终，仅走私、贪腐案本身就有不少后续。首先是追缴脏款，那么多犯事文武官员，仰仗着黄金水道，短则数年，多则十几数年，他们究竟贪逃刮掠了多少财富，不经一番彻查统计，是很难清楚的。
这一块儿，老皇帝点了刘文济的将，让他带人查抄，首先抄的就是符昭寿府邸，至于余者，有一个算一个，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
这实在是一个大工程，仅仅把那上百名官僚及军官的家产查抄理清就不是一时半会的事。事实上，等銮驾起行，老皇帝继续他的南巡之旅时，还未查抄一半的犯官，刘文济也被留在江陵，将此事负责到底，当然了，仅靠刘文济也是不现实的，老皇帝还把御史张知白留下辅助。
公开处刑，家产籍没，这还不算，上百犯官罪将，其直系亲属，悉数流放，全部打包，送到安西去。刘旻正在大“改革”，搞得轰轰烈烈的，正缺人，老皇帝看得清楚，这些人在国内是祸害，到了安西那边，可就是人才了，以他们的“业务素质”，很适合刘旻的“营所”制。
这样的处置，还是老皇帝克制的结果，依他本意，是要将其三族都处流刑，不过最后罢休了，樊知古帮他们求情，老皇帝给了他一个面子。
即便如此，这之后，荆湖北道也是格局大变，曾经显赫一时的高门望族，坍塌坠落，化为尘埃。尤其是魏家，虽然没有被连根拔起，但魏忠这根主干一倒，剩下的小宗旁枝，即便还剩下些影响力，也泯然众人了，并且很可能逐渐消亡沦落，彻底消失在湖北上层，仅“墙倒众人推”，就够魏家子孙受的了。
相反，被发配到安西的魏家嫡系，机会或许反而更大，只要肯卖力，在安西未必没有振兴家族的一日......
这还只是那上百犯官，此前被拿下的，可有数百人，对他们的处置，区别只在于保住了性命，家产籍没，全家流放，这个套餐则没能免除。当然了，对这些人的流放，老皇帝这回是不偏不倚，安西、安东、林邑（新楚）乃至南洋，雨露均沾，全给赶到“国外”去了。
死了那么多人，贬了那么多人，空出了那么多位置，水师系统且不提，从江陵府到布政司，那些可不乏要职，湖北官场由此云动也是可想而知的事。
官场上从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换作平时，这么多职位发生调迁变动，一轮下来，花费个数年乃至十年都不奇怪，
但经老皇帝这么一搞，湖北官僚震慑之余，对很多人而言，也可谓是天降福音，这样的机遇可是几十年难见。
那么多职缺总要补上的吧，大大小小的官员，包括那些平日只冀望于熬资历的人都难免动心，一些积极主动的人，甚至在老皇帝还在江陵时，便忍不住上下“活动”起来了。
至于这些职缺的补充，老皇帝虽然心存疑虑，但在斟酌之下，还是交给了樊知古，由荆湖北道布政司拟定名单，上报吏部审批。
这自然是对樊知古支持的表现，空出来的这些职位，就是樊知古彻底掌握湖北大局的重要筹码，至于樊知古如何使用，老皇帝则无心管了，他只希望樊知古不要辜负他的期待。
刘文济被委派查抄赃财，老皇帝自然不会对皇孙厚此薄彼。刘文涣也同时被委以重要差遣，主要有两项工作，其一湖北水师经此一难，人心涣散，战力不存，这样的情况显然不能容忍长期存在，必须即行整顿，使其迅速恢复秩序，而对水师的整顿事宜，老皇帝就交给了刘文涣，当然，由大内军指挥使呼延赞辅助。
还有一事则是“扫黑除恶”了，江陵府繁荣的躯壳上，寄生着无数的虫蛭，活跃于社会底层，出没于暗角阴影，无时不刻不在吞噬着小民们的血肉，也动摇着朝廷的统治。
因此，奔着剪除凶恶、还民治安，也要将江陵府繁荣表象下的浑浊空气澄清一新。当然了，再凶恶的爪牙，也只是爪牙，没有了权贵们的庇护，根本不值一提，于是扫到最后，还是一个治贪反腐的问题。而江陵府上空，最大的那张伞，已然折断，这倒给刘文涣减少了不小的阻力。
给俩皇孙差事，老皇帝并没有太多表示，但落在有心人眼里，就是一个特殊且明显的政治信号了，这分明就是在考察两个皇孙嘛。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远在江陵，东宫那些宾客、佐官都不在，刘文济身边甚至只有两名随从，虽然老皇帝配备了张知白、呼延赞帮衬，但老皇帝提前有所交待，他们只为托底，在处事上基本更多地让两皇孙自由发挥，重点观察的，是他们的个人素质。
对此，很多人考虑得远的人都不禁感慨，看来隔代之君的选择就在这两皇孙之间。然而，一生此念，却又引来更多的疑惑。
倘若圣意属定二皇孙，那东宫嫡子怎么解释，那可是嫡皇孙，礼制不可废，即便封个皇太孙依当下的政治氛围，也不会有多少人反对，至少不敢明面反对。
同时，皇孙文济，虽是太子亲儿，但他身上流淌着的契丹人的血脉，就不得不虑了。虽然大汉风气对这方面并不是那么地在意，但凡事怕对比，刘文涣与之相比，那才是根红苗正，更为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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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漠北契丹尚存，倘若文济承嗣，那岂不给外夷窥伺中原的机会，这样重大的政治风险，即便是皇帝陛下也不敢犯吧！但是，皇帝终究老了啊......
对于那些庸人自扰、杞人之忧，老皇帝自是一点不在意，他在意他关注的东西，把两皇孙放在江陵，同时委派差遣，然后默默观察即是了。
隔代嗣君的事情很远，毕竟连太子都还没上位，但同时又很近，毕竟老皇帝一死，谁承名分就会成为朝廷一桩大事。
因此，老皇帝怎么可能不思量。只不过，这件事对老皇帝来说，可比当年立刘旸为太子，要为难得多。抛开名分，洛阳那个尚不足五岁的稚童，怎么可能像这两个他几乎看着长大的皇孙，更得垂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