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潼久掌军机,基本的军事素养还是有的,看到这张图纸标绘如此凌乱,不免皱起了眉头,拿起了副本仔细翻阅一番,发现所记录的贼踪出没错误诸多,比如十一月末贼踪本来还在朔州,可是几乎在同时,忻州同样有贼踪出没。
时间上已经混乱不已,对于敌军兵势的描述则更是出入甚大,有的说不过千余众,有的则就禀告人马巨万。这样凌乱的敌情讯息,自然不足以凭之制定什么反击策略。
李潼翻看一会儿之后,便随手将这一份信报丢在一边。转而拿起一份经过行台员众筛选精简、相对比较靠谱的信报翻阅起来。
这一份信报相对比较可信,因为是行台直派的情报人员所递交的内容。但相对而言,则就简略的可怜,仅仅只有七八则内容,并不足以勾勒出突厥此番入寇的军势全貌。
比如说最早一份信报是在十一月中,是从云州发出的,言道突厥先以散卒游众渗透单于都护府,然后再借着单于都护府内虚而暴乱,具体兵力如何,难有一个直观判断。
而下一条信报则就已经是半个多月后由朔州发出,讲到突厥千骑寇掠马邑。至于这当中突厥行进路线如何、有没有分兵寇掠等等诸类,俱无涉及。
这样的情况,也不是因为行台的情报人员不够尽力或是能力不够。偌大一个河东道想要形成一个完整的情报体系,没有官方力量的配合本来就做不到。
况且今冬大寒,不独关中一地大雪纷飞,行台这些情报人员都是以私人身份进行活动、搜集并传递情报,无从借用完整的驿传系统,能够把消息传递回长安,已经殊为不易。流于片面,也实在是无可奈何。
李潼本来是因突厥再次入寇而躁怒不已,可是在看到这凌乱的情报后,情绪也渐渐冷静下来。关内虽然已经是甲士盛聚,但敌情诸种一概不知,也的确不可贸然出兵。
稍作沉吟后,他才又吩咐道:“畿内诸军先择五千精卒入同州临河待命,使斥候涉河东向沿途访问诸州县官府,问取敌情。另使中军两万入泾阳营,待时出渡,增援河东。并驰告河曲姚元崇,非得确凿军机,不得擅使卒众渡河作战。西城继续营造,中、东两城暂停工期,役卒退回河内,不得流连徘徊。”
有关突厥入寇的军情虽然凌乱、不足为凭,但也给出了一个要命的讯息,那就是今秋霜寒早降、漠南牧期提前结束,北境诸羁縻州普遍遭受雪灾,牧民损失惨重。
换言之,默啜入寇还仅仅只是一个信号,如果大唐方面应对处理不当,漠南诸胡州很有可能兵祸次第兴起,对于内陆诸州形成一波一波的连绵冲击。
“即刻使员前往神都,阙下待命,一俟朝廷调令有出、即刻回传!告陕州潞王沟通朝士,尽快拿到贼军军情!”
如果没有朝廷的军命调令,行台大军即便是进入河东,也很难利用河东诸州县的官方力量。在默啜已经入寇并且掌握了战术上的主动权情况下,如果当地官府的力量不能为军事所用,那对行台大军而言虽是内州、犹如敌境。
但过去这段日子以来,李潼见多了他四叔各种操作,对这个大聪明的计议如何实在不报什么信心。所以除了遣使请战之外,又作了后备的安排。如果朝廷不准行台出战,那就让他二兄李守礼贿结朝士盗取军机,以作为行台后计的参考。
河东诸州武备空虚,李潼自然心知,一旦被突厥贼军长驱直入的寇入扫荡,那所带来的秩序破坏所害不只一时。
他之所以提前修筑三受降城,就是为了确立唐军在朔方的战略主动权。如果河东道秩序遭到破坏,那单于都护府所管辖的漠南诸胡州也会因此见识到大唐在这一区域内的软弱空虚,使得漠南胡情躁闹难制,那三受降城的战略价值就要大打折扣。
眼下行台大军不便直出,稍作沉吟后,李潼便吩咐张嘉贞为行台使员,持他手令前往蒲州、绛州等地走访召集诸故衣社众并行台返乡老卒,包括一些走私护卫力量,以乡义为名增援并州,一定要确保太原这个北都地标不被寇入。
河东道这些返乡力量,李潼本来是准备留作搞神都的一股奇兵,但现在显然河东安危要更加重要。
他也不是小觑神都朝廷的动员征发能力,认为朝廷没有足够的力量应对河东的乱局。关键是担心他四叔大志强逞,认为击败默啜不够威风,想要在北境搞点大动作,从而引发更大的动乱。
一旦北境因此爆发什么糜烂之祸,那也就不必再搞什么奇兵闲计了,大军直出潼关,你不行,老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