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举行的时间原本预计是半个月到两旬之间，但是由于今年的世博会规模实在太大，加上陇边商路的畅通，使得临近收尾阶段仍有大批的西域商贾们涌入长安参与盛会，以至于会期不得不再作延长。

时间就是金钱，在这一届世博会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虽然世博会的会期延长，但是可以提供交易的商品总量却并没有大幅的增加。

如此就造成了许多后入场者为了获取更多的商品，不得不加价访购，为自己所错过的时间付出更多的钱财。而商品的短缺，又一定程度上造成通货膨胀的现象，从而衍生出类似期货的交易模式，即就是买家先付出货钱，卖方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提供足量的商品。

类似的期货订单，尤以诸官造工坊所面临的最多。毕竟相对于民间诸工坊而言，还是官府信用度更高。

时间来到了十月末，终于在朝廷申令之下，各种买卖交易锁定，这一场盛会宣告结束。不说坊间民众们余兴未已，参会的商贾们进行各种交易的收尾称许，官府诸司也开始了新的忙碌，那就是各种财项的对簿审计。

随着这项工作的展开，今届世博会的盛况全貌也得以逐渐勾勒出来。在整个世博会过程中，单单价值超过十万缗的大宗交易便超过了两千多宗，所涉及的钱项总额更达到了三亿七千万缗之巨。

当然这其中是有一些商品重复交易的现象存在，特别是在展会的后半程，众多西域胡商的加入，让一些此前已经完成交易的买主直接加价卖出，原地生财。

不过朝廷的税率计量是以每次交易生效，所以哪怕是重复的交易，税钱是不能免除的。大唐商税并不高，按照商品属性的不同，分别在三十税一到四十税一之间。但即便如此，整场世博会下来，所抽取的税钱便超过了一千万缗。

但大唐的整体税收还不止于此，如此惊人的商贸总量，所交易的商品自然不可能尽在长安消化，将会陆续输送各方市场。

而在这运输的过程中，地方官府桥梁关津也要抽取一定的商税，这一部分地方收入需要到了第二年的赋税呈报之中才能体现出来。因为商品运输的路程并不确定，这一部分收入还不好估算，但一定会比世博会期间朝廷抽取的税量更高。

当然世博会总体的收益也不止在于税务，税钱占比并不高，真正收入的大头还在于诸官造工坊提供商品、直接参与的交易。

诸官造工坊分布于内外州县，各自也有相对独立的核计系统，数据的汇总会有一定程度的滞后，但总量绝不低于一亿缗。

当然这一部分收入需要扣除材料、工力、管理等各项成本，剩余的才能入库为安，但即便如此，效益也是惊人。

除了世博会所产生的利益之外，朝廷还有另一项极为可观的收入，那就是飞钱的支兑。

此前数年，飞钱虽然已经盛行国中，但在远疆异域认可度并不够高。特别是盘踞青海的吐蕃让西域商路大受影响，使得最值得推广飞钱汇兑模式的西域商路上飞钱反而不能盛行起来。

可是上半年的青海大战，大唐一举战胜吐蕃，收复青海全境，使得西行道路完全控制在大唐手中，这自然加强了西域商贾们参与商贸的热情。如此一来，飞钱的便利与优越性便凸显了出来。

从青海大战结束之后，设在安西四镇与陇右的宝利行社分库支兑飞钱的数额便激增，并在九、十月间达到一个顶峰。

西域商贾们自然没有大量的钱帛入柜兑换飞钱，为了争抢时间，往往用金银珠宝并西域时货作为抵押，等于是直接与宝利行社进行交易。

七月之后，陇西并西域诸分设所开具的飞钱数额便超过了一亿缗，所积攒的钱物价值则就更高出数成，这方面的利润若全兑现出来，或许可能还要超过京中诸司的盈收。

诸种可期的回报汇总起来，达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程度。须知就在九月秋贡入京之际，度支计量的整年财政盈收也不过才一千万缗出头。可仅仅只是一个月之后，内外府库便将有超过十数倍的盈收将要涌入！

一时间整个朝廷内部也充满了浮躁喜悦的氛围，原本许多官员们听多市中商贾豪掷重金、手笔惊人的故事，心中多多少少是有些失衡。可是现在再看朝廷的大数核计，才清楚风云际会、谁是翘楚！

诸官造工坊的盈收，可以看做是朝廷数年来善修内政的成果展现，那世博会的规模激增以及陇边并西域各种财利进项，则就统统都是收复青海所带来的战争红利了。

年初圣人要发动青海大战时，已经是作势经年，早在开元三年初便举行骊山演武。但一直到了开元四年事到临头，为了避免朝堂上的纷争反对，圣人还要与诸宰相们闭门决议，最终才得以出兵。

可是现在，战争所带来的边防环境的改变以及各种惊人的红利摆在眼前，尽管各种数据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核算，但朝中舆论风向已经发生改变。

特别是一些少壮朝臣们，一个个打了鸡血般红着眼为朝廷挑选下一个讨伐对象，各种相关奏书纷纷呈献上来，大多劝谏朝廷不如趁着这一把气势，把仍然盘踞漠北的突厥默啜一起干了。

中下层官员们畅想着强军暴兵、四处出击、飞龙骑脸，而上层官员们则就在考虑一个更现实、更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该要如何管理并监察如此惊人的财政变化。

大唐过往所施行的租庸调制以及各种杂税课役，让朝廷财政收入呈现多样性，多数都不能以直接的钱帛体现出来，所以事务可以分在诸司，分权加以管理。

可是现在，商业上的收入以及商税激增，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本的税收形式，旧有的行政格局已经不再适用，新的管理方式该要如何组建，也已经迫在眉睫。

其实有关吏治与朝廷行政格局的改变，早在九月初的时候，诸司官长们已经在参与讨论。只是这个议题过于宏大，迟迟没有达成一个定论，仅仅只集中在圣人与诸在朝重臣们闻知，并没有广泛的征求意见。

李潼比较属意行政、财政与军事和监察权诸种分立的模式，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对眼下的三省六部制度持否定态度。或者说他本人也存在着众多的疑虑，不清楚何种制度模式才最适应当下的开元新世。

讲到三省六部制度的形成，任何人都可以插手说上几句，或许褒贬不一。

但抛开各种刁钻的角度不谈，三省六部制度就是古典制度演变的集大成之作，汇总历代前人智慧之结晶，足以为后世各类演变之参考，是华夏文明制度探索的丰碑，拥有着超越时代的智慧总结。

特别这当中分权与制衡、程序与责任，哪怕在后世民权增长的民主时代，三省六部制度所蕴含的博弈思维，对政府行政组织职权划分与运作仍有极高的指导价值。

后世不乏好为人师者，以三省六部是为封建帝制服务、非为民主服务，从而否定故人在制度探索上所取得的成果，宣扬某一制度优越性，这也是狗粮吃多昧了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