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慧的主治医生给了她一张名片，上面是Z大学某教授的名字，告诉她，他们的实验室在做癌症基因方面的研究，不如找他们去做个基因测试。她一直没有去，把那张名片藏在抽屉的深处。她那时候想，知道又怎样？是不是立刻要将自己送上手术台，把这里和那里都快刀斩乱麻地切掉？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她才十八岁，她给自己三年时间，要做自己想做的事，爱自己想爱的人，每一天都要过得象没有明天，那样才会无怨无悔，死而无憾。

三年过去，终于还是走到这个十字路口。

年满二十一岁前她终于去做了基因测试，结果和预料中的一样坏。有时候科技发展是件残忍的事，是人终将一死，但科学帮你把这一生的蓝图画好，她这部电影很不幸，情节简单，会是个短片。

基因测试的结果放在一只白信封里，她偶尔拿出来看一看。坐在昏黄的台灯下，窗外有冰冷夜色，那时候她反复想过许多生与死的大事，比如，人生到底有什么值得留恋？她是要完整地死去，还是要苟延残喘地活下来？

最后那个周末，她一早出发，又去了一次仙屿岛。站在子慧的墓前，她问：“子慧，我们是不是都不应该出生？”没有人回答她，只有呼啸的海风。她静立良久又问：“子慧，你想不想我下来陪你？”

海上雾霭重重，墓地空旷无人，四处只有冬天荒凉的风声。她带了几片面包，两只茶叶蛋，在妈妈的墓碑前吃了一顿午餐，然后去妈妈带她去过的那片海滩。

第一次来仙屿岛的时候，她不过七八岁。妈妈带着她，也是如她现在这样，在外婆的墓碑前吃了一顿野餐，然后找到这片无人的海滩。不知那天中午吃了什么，她记得自己昏昏欲睡，很快窝在妈妈的怀里睡过去。

后来她常常在噩梦里重历那天的情景。妈妈温暖的怀抱慢慢变冷，等她睁开眼，四周已经被海水包围，一个浪头打来，“砰”的一声，打得她眼前一片模糊。

“妈妈！”她张开手臂大声喊。

妈妈就在不远处，拖住她的手，使劲拉着她往前走，转眼她的脚下已经踩不到陆地。她呛了几口海水，哭着喊：“妈妈，你去哪儿？我不会游泳。”妈妈才回过头来，神色决然地说：“芃芃乖，马上就到了。”

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打在脸上生疼，她在水里扑腾，挣扎着想站稳脚跟，妈妈就在对面，水已经没到她的下巴上，她满脸带水，神色凄然，带着哭腔说：“芃芃，是妈妈对不起你，妈妈不该把你生下来。”

又一个浪头打来，她沉到了水底。奇异的是，和风高浪急的海面相比，水下出奇地平静。她只记得海水刺骨地冷，冷得四肢百骸都疼。她还在哭，想喊妈妈，一张嘴咸涩的海水就涌进来，堵住她的叫声。妈妈在她对面，隔着淡蓝色的海水，用平静又悲伤的目光望着她。虽然大概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她还是在水里哭喊，：“妈妈，我不想死。”

浪头把她们卷向大海中央，水面上隐隐传来呜呜的声音，大概是渔船的鸣笛。海浪汹涌，她越是挣扎，身体沉得越快，最后她累得很，放弃了挣扎，身下传来一股力量，一定是妈妈的手，用尽最后的力气把她托出了水面。

她大声呼救，被路过的渔船救起，妈妈却连尸骨也没有找到。很多人说，生病真是件折磨人的事，妈妈的病一拖就是四五年，到最后妈妈的精神是不太正常了。她却忘不了妈妈最后看她的眼神，平静悲伤，灰暗而绝望。她也忘不了妈妈最后留给她的话：是妈妈对不起你，妈妈不该把你生下来。

时至今日，她又走向同一片海滩，海水没过膝盖，又没过腰际，最后没到胸口。四周波涛翻涌，她在心里反复问自己同一个问题：你是要完整地死去，还是要苟延残喘地活下来？

一个浪头打过来，她顿时失去了重心，呛了一大口咸涩的海水，一头扎进水里。水下出奇的平静，浅蓝色的海水冒着气泡，一根不知哪里来的水草慢悠悠地在她眼前漂过。那一刻她似乎摸到了死亡的边缘，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

浪头退下去，她的脚又触到海底的陆地，好不容易找到平衡。那天她从海里爬出来，浑身滴着水，又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船回到永平，到家时已经大半夜。阿姨从楼上冲下来抱住她，热泪盈眶：“你去哪儿了？连手机都不带，急死我了！”

她勉强笑着回答：“去海边逛了逛。”

那晚她回去睡觉，凌晨就发起了高烧。她又梦见海水，浑身不停地打颤，只是这一回她知道在做梦，使劲想要醒过来，却象被渔网缠住了手脚，怎么也挣不脱。

她记得当她终于迷迷糊糊地醒过来，发现自己在阿姨的背上。阿姨的背脊很瘦，她的脸靠在阿姨的肩膀上，明显感觉到她突出的肩胛骨。她的神智还模糊不清，叫了一声“阿姨”，发现自己的呼吸也是火烫的。

凌晨的风有点凉，片刻吹散身上的热度。她伏在阿姨瘦骨嶙峋的背上，感觉到阿姨正扶着楼梯的扶手，一点一点地下台阶。她一定很重，阿姨怎么背得动她，小心翼翼地走几步，又扶着扶手停下来喘气。她动了动想要下来，阿姨回头说：“别动，你烧得厉害，我们马上去医院。”

她的脑子混沌一片，只觉得一阵阵发冷，搂住阿姨的脖子，眼眶不由自主地湿了，轻声问：“阿姨，我是不是不该生下来？”

阿姨的脚步顿了顿，在楼梯上停下来。她感觉到阿姨的背脊微微颤抖，良久才开口，声音带着哭腔：“你一定是烧糊涂了才会说胡话。芃芃，不要做傻事，阿姨已经没了一个女儿，你怎么忍心让我再失去第二个？”

阿姨背着她一步步挨到楼下，又蹒跚地走到路口，才叫到车去医院。她记得那时候天边正在破晓，一抹亮色染红公路尽头的天空，而她伏在阿姨的背上，一直在哭，哭湿了阿姨肩头的大片衣服。她平生还没这么痛痛快快地哭过一场，从出租车里一直哭到急诊室，哭得急诊室的大夫莫名其妙，问她：“很难受吗？别急，等会儿打了吊瓶退了烧就好了。”

她得了肺炎，断断续续发了一个月的烧，等身体完全恢复过来，已经到了快放寒假的时候。阿姨还常守在她床前，一坐下来就眼眶微红，唠唠叨叨地抱怨：“大冬天的，去海边逛逛也逛到浑身湿透才回来，你妈妈泉下有知，还不知道要多心疼。”

她没皮没脸地笑：“这样正好，我可以赖到放完寒假再回学校去。”

其实从海里爬出来的那一刻她已经决定，人之一生，终将一死，电影的长度并不能决定电影是否精彩。她所求不多，已经醉过酒，爱过人，连飞都飞过了，也没留什么遗憾，接下去的可以算垃圾时间，活到哪一天算哪一天。

她唯独对不起的人是养她爱她的阿姨。她始终没有把基因测试的事告诉阿姨，更没有提割掉这里或那里的预防措施，阿姨一定以为她可能会是家里幸免于难的那个人。这样也好，她象阿姨希望的那样，回学校，老老实实地读书，老老实实地毕业，守住一份白领职业，过泯然众人的普通生活。被爱也是一种责任，因为你有义务不让爱你的人失望，爱与被爱，同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她但愿阿姨没有第二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一天，也但愿此生没有第二个需要她这样负责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