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乱世英雄，李靖并非出身草莽，他的祖、父都是刺史或太守一类的地方大员，他的舅舅更是了不得，是隋朝灭陈主将、敢于贺若弼争功、死后成为阎罗王的韩擒虎。 李靖自幼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战略眼光和战术素养，对此我们不必过多评价，只要听听隋朝三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对他的评价，就可大概推断他是什么人了： 舅舅韩擒虎说：“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此人矣。”——可以与孙武、吴起这些大军事家比肩的，就这小子了。 吏部尚书、隋朝名臣牛弘说人有王佐之才。 隋初第一宰相杨素拍自己座的床（古代的床不完全是用来睡觉的）说：“卿终当坐此。” 在攻下长安之后，李渊做了一件事，虽然这件事没有、也不会对处在上升期的李渊集团造成什么不良影响，但也绝不是什么好事。这也暴露了李渊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残忍性（这话说得好象阶级立场十分坚定）。 李渊在刚一从太原起兵之，毁了李家的五庙（皇帝追封七代祖先，李渊是公爵，追封五代 李渊听了这个噩耗，顿足捶胸，差点背过气去。为了革命，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李智云，现在连祖宗都没了。革命也好，义也好，为什么？都为光宗耀祖啊，现在祖宗都没了，你显摆给谁看啊？ 所以，李渊对万恶的长安留守府就充满了仇恨。现在，长安拿下了，可以报他的血海深仇了。 可是，长安留守卫文升已经病死，何况，老卫的官声还是相当不错的。 死了就算了，但活着的，一个也跑不了。 十一月十一日，就是在光棍节这天，李渊逮捕了长安副留守，宣布他们贪赃枉法、罪大恶极，要镇压。 可是，全长安人都知道，这两个人，为官清正，十分刚直。 但没办法，李渊他们是黑的，就是黑的，谁说也没用。 于是，这两个白人就被李渊以黑人的名义处斩，他们用自己的性命，承担了隋府对李渊的刨祖宗之仇和杀儿子之恨。 李渊和他姨夫杨坚一样，尽管统一全国，给了老百姓活路，但从本质上讲，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别说谁黑，都不是好东西。李渊攻占长安，开始了他短暂的权臣生涯，因为不久之后他就自己当皇帝了。 和历史上所有的权臣包括曹、高欢、杨坚这些人一样，李渊一方面享受自己的婊子生活，另一方面还忙着给自己立牌坊。 公元617年十一月十五日，李渊遥尊隋炀帝杨广为太上皇，奉隋帝国代王杨侑登极为帝，是为隋恭帝。这一年，杨侑只有十三岁。 两天之后，李渊就任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全队最高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尚书令（全国最高行政首长）、大丞相，晋爵唐王（之前是唐公），假节钺。从而掌握了隋王朝的实际权力。 我们之前说过，假节和假钺都是皇帝锡给权臣的重要身份象征和实际权力，但实际上，节和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权力和身份也有差别。 假节，可以在授权范围内部分行使皇帝的权力，但假黄钺则可代表皇帝对违抗命令的高级官员进行严惩，包括杀头。简单说，假钺的权力比假节要大得多。 新任的隋恭帝还下令，全国大小事情，不管是行政的，还是军事的，是司法的，还是立法的，或是人事的，统统由唐王一个人说了算，皇帝只保留关于祭祀的最终决策权——这个恭帝，真够“恭”的，还不如当今君主立宪制的小国国王，如英国女王或本天皇。 当然，这个“恭”是在杨侑同志不幸去世之后，由后人根据他生前的表现，综合给出的一个谥号。在他活着的时候，断然无法叫自己一声“隋恭帝”的。 李渊志得意满，但他深知，现在远不到躺床上睡大觉的时候，且不要说皇帝小同志杨侑与自己同床异梦，河南的李密、山西的刘武周、湖北的萧铣、武威李轨、金城薛举及薛仁杲、河北窦建德、幽州罗艺、江淮杜伏威以及朔方梁师都，这些割据势力，哪个是好惹的？ 他令长子李建成为世子，次子李世民为首都地区军政长官（京兆尹）、秦公，四子李元吉为齐公（三子李玄霸早死，五子李智云在太原起兵的时候被隋军捉送长安斩首），开始以长安为中心，向全国开始渗透和辐射。 就在李渊紧锣密鼓地开展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时，瓦岗军的李密也没闲着。他与隋军在洛阳城下展开了殊死搏斗，把隋朝大将刘长恭打得灰头土脸，到越王杨侗处去请罪；河南剿总司令长官裴仁基干脆携子裴行俨（即隋唐演义中勇猛无敌、位列隋唐第三条好汉的裴元庆）投降，占据了兴洛、回洛仓两大粮库，势头猛得很。 当然事务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期间，瓦岗军也有挫折，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回洛仓的得而复失。裴仁基投降之后，李密派他去占领了洛阳的粮库回洛仓。此时的洛阳，有完备的防守工事，有整仓整库的金银珠玉，有堆积如山的绫罗绸缎，但就是缺乏粮食，城内军民大眼瞪小眼，看谁都象大饼。为了抢粮食，隋军都疯了，不要命地出来与裴仁基玩命，老裴一个大意，大败而归，刚到手的回洛仓丢了。隋军立马倾巢出动出去，把粮食全部运回了城里。 李密不觉得有什么损失，安抚了一下败回的裴仁基，亲率秦叔宝、程知节、罗士信和裴行俨四员猛将，又将回洛仓夺了回来。 回洛仓失而复得，这个小战役对李密来说固然是小菜一碟，但李密没有想到，回洛仓的短暂丢失给自己的攻取洛阳战事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后果，甚至，李密一生的兴衰也在此拐了一个U型弯。 因为，在洛阳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时候，就是困死洛阳守军，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而现在，洛阳城有粮食了，军队+粮食＝战斗力，洛阳守军完全可以跟李密死扛，拼给养，拼消耗，同时等着江都的隋炀帝杨广给他们派来援军。 越王杨侗时常喃喃自语：爷爷不会忘记我们的。 杨侗是对的，隋炀帝杨广确实没有忘记他亲自命宇文恺督建的东都洛阳城，他派了他最信任的人来洛阳解救杨侗的危局，他已经走在路上了。 这个人注定将成为李密的克星。 他的名字叫王世充。 王世充其实不姓王，就象史大奈不姓史一样。他原姓支，是西域的少数民族兄弟，估计样子也和现在的疆人一样，长得充满了异域风情。只因为他的爷爷早死，奶奶带着他爹改嫁给了一位姓王的老先生，所以，他爹就跟着这位后爹姓王，所以，支世充也就跟着姓王了。 这样，支先生的父亲王老爷子，就不再是郭德纲相声里的笑话了。王世充不是个好东西，不是好东西的程度可与云兴定先生相提并论，所以，这二位隋末缺了大德的代表人物才会不久后有过一段君臣情缘。不过，论起狡猾和阴毒的成份，王世充可比云定兴强了无数倍。 王世充谗佞，最符合隋炀帝杨广的口味，说话做事让杨广感觉整天泡蜜罐子里，都要得糖尿病了。于是，杨广认为老王很老实，也很干练，能力出众，还忠诚，这样的绝世人才不用，那用谁啊？于是，王世充就被派来援救洛阳了。 实际，王世充不想来，谁不知道李密不好惹啊？不过，没办法，硬着头皮也得来啊。不想，这一来，居然成就了自己的一番“帝王大业”。 就在王世充走在征伐李密的路上的时候，李密也在考虑一个问题，一个战略问题：是在这里与敌人缠头，拿下洛阳，还是径取长安。 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也是一场赌博，赌赢了，称霸天下，青史留名；赌输了，身败名裂，屠戮满门。 帮李密提出这个战略规划的人是柴孝和同志。 柴孝和不是一般人物，如果说拿李密比作刘邦的话，那在他的阵营中，秦叔宝和程知节他们是韩信，祖君彦是萧何，则柴孝和就是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从他给李密出的这个战略规划来看，柴孝和的战略眼光在李密之上。 李密仔细考虑柴孝和的意见，最终的结果是先不忙决定，先看看形势。 其实，李密不是不知道，径取长安，从战略上讲是唯一正确的路。当然他作为杨玄感的首席谋士，就为杨玄感出过类似的主意，只是愣头青杨玄感看不到那么远，没有听众而已。 但是，李密担心两个问题。 一个是外部问题，敌人势力还很强大。一旦自己率军西进，那留守的诸将能否镇得住局面，而且，自己的部下都是关东人，会不会愿意跟着李密去打长安？连洛阳都打不下来，打长安有把握吗？ 另一个问题是内部问题，是李密长期以来的心病，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那就是瓦岗军内部的山头问题。 瓦岗军的山头问题有点类似于水浒传中梁山的山头问题，只不过相对简单一些。瓦岗的将领们，从参加革命（上瓦岗入伙）的早晚分成三个山头，一是翟让创业期间的元老们，如单雄信、徐世勣等人，二是李密来了之后入伙的秦叔宝、罗士信、程知节等人，三是陆陆续续归顺的各山大王们。 如果自己带兵到长安，谁能保证这支队伍还是完整的，还能拧成一股绳，或者还是他李密的？ 所以，李密犹豫不决，正在他进行痛苦的思想斗争的时候，王世充到了，从此，他便再无暇考虑这个对瓦岗军来说至为重要的战略问题。于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样从李密的手边溜走了。假设李密挟连胜之威，率军直奔长安，必有无数反隋势力象江河归海一样归附到他的队伍中，长安空虚，代王杨侑年少，卫文升病入膏肓，首都可一鼓而下，到那时，再号召天下的“十八路反王，三十六路烟尘”西入长安，天下可传檄而定。 这样的话，在太原起事的唐公李渊还处在进军长安的路上，长安已经归李密，李渊还有染指的机会吗？ 当然，以上都是假设，历史不容假设，这，是历史最大的魅力。 李密在经略河南河北各地的时候，召降了武阳郡丞（市府秘书长）元宝藏，元宝藏命自己的手下一个文职人员写信给李密，一是表忠心，二是提建议。 李密看信之后十分高兴，因为这个写信的人的文采、谋略都十分出众，李密虽然生在乱世，各种各样的奇人见了一箩筐，但象这样突出的人物，还没有见到过。于是，人还没有见面，李密就决定任此人为文学参军（部队文艺参谋）。 后来的事实表明，李密作为反隋割据力量第一人，确实有他识人方面的独到眼光，他看上的这个人，日后成为唐帝国的宰相，为大唐的建立和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个人是魏征。 魏征也是隋末唐初的超级猛人，因为他也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王世充是这一年的秋天到达洛阳的，他带来的共有五万左右的江淮精锐——这充分说明隋炀帝杨广对洛阳战事的重视、对孙子杨侗的牵挂和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的高尚情——因为他自己所在的江都都要被盗贼占据了，还想着北方，实在难得。 王世充与洛阳守将刘长恭胜利会师，隋军士气大振，与李密的瓦岗军隔洛水对峙。 对峙了一段时间之后，王世充决定先给李密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自己隋军统帅的地位不是只靠谗佞得来的。 但是，王世充得到的是李密的当头一棒。 王世充趁着冬天的严寒和茫茫的夜色，悄悄渡过洛水，在黑石扎营。在瓦岗军乱哄哄刚上岸的时候，突然冲出，将李密军打得大败，军士纷纷落水淹死，其中包括瓦岗军的大战略家柴孝和同志。 情急之中，李密只是派了一小部分人回到自己的大营固守，自己亲率精兵直扑王世充的黑石大营。驻防黑石大营的隋军兵力单薄，顿时慌了，一连燃起六支狼烟告急。 这下王世充急了，这是什么打法？跟我玩命？我攻你的大营，你居然不顾，反而跑来拼死攻我的大营。对不起，我不玩了，我得回援。 就在王世充匆匆忙忙回援大营的路上，李密的军队毫不意外地出现了，这是一场教科书一样的战斗，典型的围魏救赵。 在李密不要脸兼不要命的王八组合拳的打击下，王世充典型大败，伤亡惨重，败回了洛阳城。我们反对对日系车的打，是尊重人家买本车的权利，同样，我反对对赴日旅游者的暴力，包括行动暴力和语言暴力，我们也应该尊重人家赴日旅游的权利。 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能让情况更加复杂。 承认普世价值的国家，其安定和平幸福的局面不是靠暴力换来的。当然，如果你一定要抬杠的话，也可以翻出几百年前的血腥老帐，我无语。 看看最近才实现普世的南非，看看被迫害了几十年的曼德拉对迫害他的人做了什么，你就能感悟到，真正强大的力量在内心。王世充逃回洛阳城之后，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小王爷杨侗同志砍他的人头。但之前刘长恭战败的时候，是杨侗及时安抚了他；今天王世充战败，杨侗自然不会怪他，象对待刘长恭一样，对败军之将王世充进行了安抚。当然，安抚是有的，老人精王仁充也能从中读出杨侗的另一个意思，别待着了，休息休息，再出城打吧！ 如果越王杨侗能够穿越到以后的话，他会毫不犹豫趁此机会将王世充起来，推出门去，一刀砍死。这样，他以后就不会受这个极品人渣的气，还乖乖把帝位让给他，最后死在他的手里。 可惜，小杨侗不仅不会穿越，他连水晶球也没有。 在的强大压力和王世充自身的愧疚恐惧之下，王世充再次出城，向李密发出战争威胁。距离上次他的洛水惨败，相隔了整整两个星期。 这次战斗很快就分出了胜败，王世充继上次大败之后，再次大败。我已经不愿意再叙述战争经过，因为简直是瓦岗军的战斗模板：翟让诈败，隋军追赶，李密率王伯当和裴仁基的伏兵突然杀出，将王世充又一顿胖揍，这位混世魔王被打得鼻青脸肿地逃回了洛阳，从此再不敢与李密叫板。 回到洛阳，王世充又惊又怕，既不敢再与李密对垒，又不敢去面见越王杨侗，度日如年，只盼着哪天老天开眼，赶走自己的冤家李密。 王世充不知道，他所祈求的事情将马上发生，但这一次，帮助他的人不是老天爷，而是李密阵营里的人。 此人是翟让手下的作战指挥官，名叫王儒信。 瓦岗军作战指挥官（司马）、翟让的亲信王儒信给翟让出了个主意，让他自任大冢宰（宰相）。 这一主意被翟让拒绝。 王儒信同志作为翟让的亲信，这一主意完全是站在翟让的立场说话的。他希望翟让能够借任大冢宰的机会夺回被李密蚕食的权力。 现在的瓦岗军，并不是铁板一块。 瓦岗军就象水浒传中的梁山一样，翟让代表着创业的企业家们（虽然他们着原罪），其中单雄信和徐世勣是中坚力量；而李密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们则是空降兵，代表人物有裴氏父子、秦叔宝、罗士信、王伯当等。当初翟让让位给李密是真诚的，就象当初李密投靠翟让也是真诚的一样。但蜜月的激情终将过去，继之而来的要么是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要么是夫妻反目、恩断意绝。不幸的是，李密和翟让属于后者。 李密和能力和层次以及人格魅力远在翟让之上，于是，翟让的空间被李密压缩得越来越小。本质上讲，翟让还算是个宽厚大度的人，但他的手下不一定这么想，而且，看着李密越来越红，翟让的内心深处也有点不是滋味。于是，随着革命形势的越来越好，两个派别的摩擦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 翟让的哥哥翟弘，因为弟弟的缘故，得以进封帝国大将（柱国），晋爵荥阳公，如果说翟让是个大老粗的话，那这位翟弘比翟让要粗多了，不仅粗，还鄙，还劣，还下流，总之，不是什么好鸟。 翟弘对自己的弟弟说：“皇帝又不是礼物，怎么能够送来送去，就应该是你当，如果你不当，给我当得了。” 翟让听了，笑笑而已，没有当回事。但翟让不当回事不代表李密也不当回事，翟弘的话不可避免地传到了李密的耳朵里，李密内心一震，他本身出身豪门，看了实在太多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听到翟弘的话，他下意识地心头一凛，感觉到脖子上的一丝凉意。 李密不由想起了崔世枢和邢义期两人，这两人都是李密的心腹。在崔世枢刚刚投奔到瓦岗军的时候，他便被翟让抓去，先蒙住眼睛一顿皮鞭，再逼问能交多少金银来，老崔苦苦哀求，翟让就是不放，管是你谁的亲信呢！至于抓邢义期的理由，则更简单，是因为邢义期对参加翟让主持的大型赌博活动不太积极，于是被翟让按倒在地痛殴，打了八十军棍，直打得，血肉横飞。 不过，这两件事情毕竟只是翟让不给李密面子，在性质上属于打狗不看主人，还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矛盾！于是李密忍了：我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不久之后，又发生一件事，让李密十分窝火，这件事让素来有着礼贤下士令名的李密背负了沉重的道义包袱：杀贤。瓦岗军曾经抓住了隋朝当时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冯慈明博士，尽管李密再三表示对他的尊敬并希望他能够弃暗投明，但冯博士就是对李密不感冒，不是骂不绝口，就是侮辱讽刺，但这时李密显示了博大的胸怀，令人放走这位冯老先生。被释放了的老冯走到营门口又遇到了翟让同志，老冯岂能不骂他两句，只是形式和内容都比刚才骂李密要轻得多，但这仍然让翟让感觉受不了，挥刀将老冯的人头一刀砍下。 这下，把李密气个半死，你翟让说我什么也就算了，现在居然杀死了这样一位全国有名的、拿国务院专家津贴的、能说七八国英语的老同志，以后谁还敢来投奔我？ 如果说以上这些李密还能颇有风度地置之不理的话，那接下来发生的这一件事情却让他无法淡定了，他无法再hold住，决定采取行动。 这件事情出在房彦藻身上。老房时任左秘书长。 这一天，翟让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在军营中乱逛，正撞见房彦藻，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居然对房彦藻说：“前些时候你攻破汝南，抢得不少财宝，全都分给了魏公，一点儿也没给我剩。你要小心点，魏公是我封给他的，以后怎么样，还不一定的。” 房彦藻听了，两个眼睛瞪得大大地看着翟让，不知身为瓦岗军主要效仿之一的翟让何以说出这样没有水平的话来。 于是，他派人来见李密，说：“翟让飞扬跋扈，我们迟早会为所害，他既无谋略，也不知何为感恩，眼里根本没有您这个主人，我们应该早做打算。” 李密摇摇头：“现在局势远未稳定，在这个时候我们自相残杀，那给外界一个什么印象？人家会怎么说我们？团队还有什么向心力？瓦岗还有什么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