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冯先生对郑伯与段的一个评议：

宠弟多才占大封，况兼内应在宫中。

谁知公论难容逆，生在京城死在共。

子弟全凭教育功，养成稔恶陷灾凶。

一从京邑分封日，大叔先操掌握中。

前四句是论共叔段，后四句评郑庄公。对共叔段的态度是，谁知公论难容逆，视共叔段为叛逆，对郑庄公也有批评，养成稔恶陷灾凶。

事实上，这种论调并不新鲜，充斥在春秋以后的各路议论之中。从冯先生的书中看出，他对郑庄公的态度不与纯粹的礼教相同，他展现给读者的郑庄公，智勇兼具，长于谋略，赫然有霸者之风，并非举起礼教的大棒打下去，现在来看，是比较客观的。

但是你要知道，冯梦龙这个人在当时并不得志，他差不多不与崇尚礼教的理学家站在一起，受到排斥也在情理之中，不仅如此，他极为推崇的一个人赫赫有名，便是李卓吾，那个写下厚黑二字的“狂人”。

他也是一位反对传统礼教，不甘愿奉行旧的道德约束，追求个性上的解放，他是这样的一个“离经叛道”者。所以他笔下的郑庄公与很多传统礼教下的主张有不同之处，在他的笔下，郑庄公更加的丰富多彩，更加的鲜活。

郑庄公与共叔段的故事，是郑庄公历来受到歧义的重要事件。

这个故事最早记述下来的是《春秋》，所谓春秋，基本上作为历史的通称，各诸侯国有各自的历史记录，都称为《春秋》。现在通行的《春秋》特别指孔子编纂的鲁国的史料，是以鲁国为中心的，寄托了孔子的思想观念，其他诸侯国的《春秋》鲜有存世，原因别论。

《春秋》记载这个故事极简要，只有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没有了。上一篇分析过，虽则只有六个字，但是内容很多，这个内容不是故事的本身，而是说这里面传达出来的观念有很多，都体现在用字词上。比如说为什么用“郑伯”，为什么是“克”，为什么直呼“段”，为什么是“鄢”，都有特别的意义。所谓“微言大义”。

描述同时代史事的另一部书《竹枝纪年》则比较直接：郑庄公杀公子圣。它就是简单的记下这个事，没有所谓的别意在里面，相比《春秋》明了的多。为什么？因为里面没有他要表达的政治道德的东西在，无须隐晦曲折，语焉不详。

再后来有了《左传》《史记》，《左传》对这个故事的叙述是本自《春秋》的思想，而尤为具体丰富，《春秋》六个字，到了《左传》五百多个字。《左传》几乎是承继了《春秋》的政治道德观念，是一脉相连的，一简一详之别。而《左传》的作者的初衷也是考虑到，门人弟子读《春秋》，各据其所解，如太史公所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史记》对这个故事的记载比起《左传》更加紧凑一些，大体还是源自《左传》，各有所详略，从史事的角度看，他们做留下来的大体是符合事实的，至于后世各种的戏曲传说，那就是“本故事纯属虚构”了，各种传说对应着各自的对人事的评价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