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妈在家吗？’

‘不在。’

‘死啦？’

‘不，活着。’

‘你爸在家吗？’

‘在。’

‘干什么的？’

‘杀猪的。’

‘杀猪的？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郭振山。’

‘不对，你叫潘冬子，你爸叫潘行义，你妈被火烧死了，对不对？’

‘郭振山，你妈来看你了。’”

钟志全拍着手说：“哈哈，王玉成，你俩台词说得差不多，就你学胡汉山的声音学得最像，动作和表情更到位，你演胡汉山，就你了。”

不得已，我就交出了红缨枪，钻进芦苇地，让他们十分钟以后再来抓我。

我一个劲的往芦苇地的深处走，走好久，感觉很隐蔽了，就在一块厚实的盐巴子草上躺下了。

风，刮得大片的芦苇哗啦啦作响，远处，柴雀“咚的，的哩咕噜”的叫着。我哥哥曾经告诉我，柴雀是牺牲的新四军的人变的，它反复告诫别人说“从前，地主压迫；现在，当家做主”。我躺在草上，津津有味地用心听着柴雀的叫声。

一会儿，我摘下了几片芦苇叶，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我聊的编着小船，等着关长秋他们几个来找我、抓我。好久好久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猜想他们找不到我，可能回家了。就在我也准备回家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迷失方向了。我想用太阳的位置来判断，可是中午了，太阳在头顶上方，没法判断方位。只有柴雀不知疲倦的“从前，地主压迫”一遍遍地叫着，好像在嘲笑我找不着回家方向。

我着急过后冷静地一想，反正芦苇地不大，我认准一个方向走，总会走到边缘的。

于是，我朝感觉上的西边不停地走。走啊走啊，我终于走到了一条河边，我知道这条小河的走向是南北方向，而我在小河的西边。重新辨识方向后，我又向西南方向走，走着走着，我好像听到有人说话，男人说：

“小娥，就在这儿吧，不会有人来的。”

“嗯，你先等一下。”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以为是幻听，就停了下来，四处看了看。接着，又听到那个女人继续说：

“你等一下，烦死了，不要急吼吼的……”

我循着人声走了过去，隐隐约约地看见好像是我们生产队的陈队长和“老狂子”的女儿梁礼娥，就大喝一声：

“干什么哪？”

好像天上掉下一个人，把陈队长和梁礼娥都惊呆了，梁礼娥面色潮红，胸前嫩白的东西在直颤，她短暂的一愣，忽然又反应过来，转过身，勉强地站稳，慌乱地系着裤带。队长像弹簧一样地站起来，颤抖地说：

“没……没干什么，路过……对，路过。啊不，梁礼娥偷生产队柴田的大草（大草有韧性且柔软，可用于编草鞋），我抓住了她。明天扣她的工分。”

“哦，偷大草啊，公家的东西怎么能随便偷？该抓。”我边说边往外走，偷大草？偷大草怎么把上衣解开了？骗人。

“死样，叫你别急，我们好像被他看见了，这怎么弄？这个死孩子，从哪儿冒出来的？”梁礼娥埋怨。

“喂，你回来，王玉成，快回来。”队长在我身后喊道。

我转过身体，队长向我招了招手说：

“来，这个给你。”队长从口袋里掏出两块水果糖，递给我，继续说：

“王玉成，你刚才看见什么了？”

“看见……没看见什么，不是她偷大草吗？”

“嗯，你今天要是看见了什么，出去不要和别人乱说，听见啦。”

“为什么？偷大草也不让说？”

“不为什么，小孩子乱说话，不好。”

“哦，知道了。”

“更不能和梁礼娥的男人‘眯眼’说，啊？”

“嗯。”

“你得保证！发誓！！”

“我保证、发誓不告诉别人……”

梁礼娥不敢看我，用手不停地拢着自己的头发，不说话。队长是一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憨相，讨好地看着我。

我走了，边走边想，队长给我糖果，还不让我告诉别人，想想梁礼娥刚才系裤带的动作，我断定他们肯定在“搞破鞋”。

东方红小学改名为东方红学校，设立了初中，我是这个学校的第一批初中生。校长还是赵校长，班主任还是周老师。

关长秋走亲戚回来，路过“老狂子”的茅屋，发现“老狂子”种了很多的甜瓜，怕人偷，“老狂子”把甜瓜埋在土里。知道了这个秘密后，我俩怀着报复的心理，决定去偷瓜。

偷“老狂子”的东西风险太大，我俩做了充分准备：先用稀泥把全身糊上，包括脸，再用柳条编了一个帽子用于隐蔽，这样，即使“老狂子”发现，他也抓不住、认不出。

我们轻手轻脚地向“老狂子”的瓜地靠近，进入瓜地后，就匍匐前进，地面凸起的地方，用手一扒拉，就是一个甜瓜。我们偷了四个，然后疯了一般地往村头跑，“扑通扑通”地跳入河里，先洗去身上的烂泥，然后爬上河里的一条小船，用拳头砸开瓜，心情愉快地啃着，边吃边决定，明天带着洪晓伟、钟志全再去偷。

小船漫目的地飘着，我们全然不知已经飘到了“老狂子”女儿家的瓜地。

我拿着一个没有吃完的瓜刚一上岸，梁礼娥的男人“眯眼”就是一声断喝：

“干什么玩意？干什么偷我们家的甜瓜？”

“谁偷你家瓜了？”我一看，身边真是有一块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