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载：“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驰，及商人贩茶盐，皆算。

有敢藏匿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贩卖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

陛下，大宋时，其在京师设有都商税院，在各州县均设立了商税务：“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也就是说，一个县至少有一个商税务。

再反观我大明，税课司局，京城诸门及各府州县市集多有之，凡四百余所，其后以次裁并十之七。

大宋立国之后，至大宋道中年间，岁入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末，增八百四万贯”；

皇祐中，岁课缗钱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贯，而大宋天禧年之后，商税年额大约为八百万贯，是我大明商税总额的六十倍之多。

就就以大宋熙宁十年，华亭县辖下的青龙镇为例，青龙镇的商税收入为一万五千贯，这已经相当于我朝太祖皇帝时全国商税总额的十分之一强。

而臣所说这里的商税，指商税务对市场商品征收的“过税”与“住税”，并未包括茶盐酒的禁榷税与市舶收入。

据臣简单的统计，宋代单酒税方面的收入，就常年保持在每年一千二百万贯以上。

再反观我朝，在弘治皇帝时，商税课钞，共四千六百一十八万九千贯。

陛下，这个数字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大数目，但弘治年间我大明宝钞已经严重贬值，每钞一贯折收银三厘，因此四千六百余万贯宝钞以银计之，不过一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两有奇。

陛下，我大明全国一年的商税收入不足十三万两白银啊。”

苏超侃侃而谈，一个个数据顺手拈来，听得嘉靖皇帝和徐阶以及白老虎目瞪口呆。

他们怎么都想象不出苏超是从哪里得来这么详细的数据。

“陛下，十三万两白银，甚至没有杭州一个中等海商之家的收入多，因此我大明的商税是到了改革之时了。”苏超说道。

“如何改革？”嘉靖皇帝还没有从震惊中清醒过来，有些木呆呆的问道。

苏超说道：“臣的建议是由内阁牵头，重新厘定我大明的商税，同时顺便厘定我大明海关的关税。

陛下，臣觉得趁着我大明开海之机，同时厘定商税，正当其实啊。”

徐阶跟着就说道：“冠军侯，你说得简单，我大明上百年没有调整商税，你知道这一动起来之后，有多复杂吗？

没有个三五年的时间，怎么可能将新商税厘定完毕？”

徐阶口中虽然这么说着，但心里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苏超刚才说了，建议由内阁牵头，而没有建议户部牵头，这就说明苏超没有争夺内阁权力的嫌疑了。

不过他依然觉得还是要小心提防，很怕这是苏超以退为进的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