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没有张虔陀，也会有赵钱孙李，各种虔陀。

751年，鲜于仲通率军征南诏，阁逻凤遣使谢罪，愿奉还所占土地、姚府战俘及所掠财物，复置安宁、姚州都督府，并陈述交战利害，恐让吐蕃渔利。

但固执的鲜于仲通拒绝了建议，扣押南诏使，兵发西洱河。

阁逻凤急遣使节至浪弯向吐蕃大将论若赞求援，论若赞“通变察情，分师入救”。

唐诏大战于西洱河时，蕃军从后方突袭，6万唐军团灭，鲜于仲通只身逃回成都。

击败唐军后，南诏彻底倒向吐蕃，阁逻凤派遣国中贵族60余人，入拉萨朝觐吐蕃赞普赤德祖赞。

赤德祖赞倒履相迎，洒下大把政治饵料，封阁逻凤为南国大诏，号东帝，给金印，约为兄弟之国，改南诏纪年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

又娶南诏赤尊公主（赤尊为尊号，吐蕃时期非特指某人）为妃，结秦晋之好。

再授阁逻凤之子凤伽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南诏朝中之官吏，皆受吐蕃封赏。

753年，玄宗命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率军至云南，希望复置姚州都督府。

阁逻凤乘筑城未就之际，派兵“绝其粮道”，唐军溃散，姚州地区被南诏牢牢控制。

宰相杨国忠为掩饰云南政策的失利，积极筹备再征南诏。

由于鲜于仲通之败将剑南兵备消耗殆尽，再征云南的军士，多从陕西、河南、河北募集，北方民众惧怕南方烟瘴多有逃亡。

杨国忠命人强制征兵，不从者铐送入营，三地百姓哭声震天。

杜甫目睹穷兵黩武对百姓伤害，愤而写下千古名篇《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

天宝十三年754年，唐军以李宓为帅，十万人马再入云南。

但就像首次天宝之战一样，失去诸羌协助的唐军，在滇西群山间步履维艰。

阁逻凤为增加唐军的后勤压力，以诈败诱唐军至洱海太和城下。

而后则据险守城，避而不战，李宓孤军深入水土不服，瘟疫蔓延，补给困难，不战自溃。

唐军见势不妙选择撤退，被蕃诏联军趁势追杀。李宓沉江而死，十万军兵再度团灭。

时至今日，大理地区依旧能看到天宝将士冢、万人冢、千人冢等历史遗存，在默默诉说悲凉的往事。

存于太和城内的《南诏德化碑》对此记载为，“时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犄角竟冲。彼方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雍水，三军溃血刃，元帅沉江。”

天宝战争的失利，对唐蕃诏间的三角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一系列边政处置的失误，让以共御吐蕃为目标的唐诏联盟破裂。

南诏以弃唐投蕃的策略，换取吐蕃为后盾，继续扩大川滇交汇区的影响力。

吐蕃则是唐诏交恶的最大获益者，形成了蕃诏联合攻唐的战略态势。

三国关系的此消彼长，意味着三方军力已成短兵相接之势，再无回旋缓冲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