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双城记》

一觉醒来的西门富贵——该叫方仲永了，最先想到的就是这句名言。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分别为宋仁宗第一个和第三个年号。

连南宋宰相、著名大奸臣秦桧都说：“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即便是“十全老人”乾隆都说他最佩服的三位帝王，除了他爷爷康熙与唐太宗，也就是宋仁宗了。如果要把历史上关于宋仁宗的正面评价一一罗列，几百万字还是轻松的。简而言之，宋仁宗完全符合了封建士大夫对于仁君的定义。于是，各种花式吹捧纷至沓来。

然而，事物皆有两面性。

诚然，宋仁宗在位时，中国的经济水平达到了封建时代的最高峰。西方有好事者拿宋仁宗（1022——1063年在位）时期，国库的年税收总额来比较2009年的美元购买力，得出当时中国的gdp高达2000亿美元以上，占到了全球总量的50％以上，而人均gdp也赫然超过2000美元。而灯塔国在最巅峰时期，其gdp也只占到全球的30％左右。甚至当年“日不落”帝国，在19世纪中叶最为强盛之时，其gdp也未曾超过全球的40％。

对于喜欢说“我国历史上……”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足以让人激动并吹嘘很久了。

但是，就像我们不能和大姚平均身高，不能和马首富平均收入一样，国富不等于民富，更不等于全民皆富。农业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土地必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于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就成了封建王朝不能治愈、只能延缓的顽疾。仁宗时期的这一顽疾甚至并没有得到缓解。“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宋史》卷一三七），就是这一时期，关于财富两极分化的真实写照。

而且，一位仁慈的皇帝，未必是一位英明的皇帝。宋仁宗的软弱与好大喜功，“宽仁少断”（蔡襄语）导致他在内政、外交、军事上的表现乏善可陈。与辽岁币，与西夏岁币，更是为宋朝赢得了“鼻涕宋”的美名。

要知道，给敌人送物资，何异于抱薪救火，割肉饲狼。最后导致，靖康年间，辽国送了宋徽宗、宋钦宗二人“北方十年游”豪华大礼包一份。

方仲永思索半天，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宋朝不好混啊！看似一片繁花之下，是即将喷发的火山。特别是想到100年后的“靖康之难”，就让人毛骨悚然。虽然那时候自己八成是挂了，但备不住子孙要遭受异族的蹂躏。甚至更往远了去想，元、清的入主中原，清末西方列强的割占，某骨子里带着原罪民族的荼毒，都与此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无两宋的软弱与腐败，则无辽、金、元；若无元的无知与粗暴，则无明的小农意识；若无明，则无清的自大与腐朽；若无清，何至于让那低等民族叫嚣着“三个月灭亡中国”。

不行！绝对不行！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民族啊！这是一个多么善良的民族啊！它绝不应该遭受如此多的苦难！

上天既然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就决不能任由悲剧重演。

我要让煌煌中华永远屹立于世界之巅。

我要让所有已知和未知的文明以说汉语、穿汉服为荣。

我要让某个骨子里带着原罪民族亡国灭种。

可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实业救国？不懂经济，无法发动经济战争；不懂玻璃等暴利商品的制造，不能获得获得巨大的贸易顺差。

文学救国？先不说文学能不能救国，在欧阳修、苏东坡横行的年代，可行性实在是太低了。

为今之计，只能利用“先知”的优势获得入仕的机会，并逐步取得对内对外政策的话语权，然后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啊不，是在体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十天后，正当方仲永坐在门前右手托腮，s“思想者”而冥思苦想之际。一声“小二哥”惊醒了他。

抬头一看，却是隔壁七叔的小女儿，名叫妞妞。今年六岁，扎着两只小辫，平日最喜欢与方仲永玩耍。

只听妞妞张开掉了两颗门牙的小嘴说：“小二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