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仲永自赈灾事宜安排好之后，又去白马山守了两天。看张攀龙几人做起事来，也是很有条理。一切走上正轨之后，便放手交于别人去做了，自己仍然回到家中温书、练字。
中国人的习惯，不过了元宵节是算不得过完年的。县学规定的开学时间也是正月十六。方仲永起了个大早，来到了学堂。刘先生管理素来严格，尤其不喜学生迟到。若有迟到者，轻则罚站，重则戒尺伺候。
方仲永进到学堂，还没来得及询问张攀龙等人灾民的情况，刘先生已经进来了。只见先生面色严肃，声音低沉而有力地道：“按往年惯例，二月二十就会有县试了。若是到时有成绩优异者，可往州城抚州参加四月的州试。若能州试过关，就可以参加江南西路的路试了。若能通过，就算是有了秀才功名了。有秀才功名者，才可参加九月的解试。至于以后的省试甚至是殿试，先生我也没考过，就不多说了。”学生们哄堂大笑。
刘先生待学生笑够了，才道出了下文：“总之，留给你们的时间只有不到四十天了。因此，这段时间内，每十天休沐半天以便你们盥洗沐浴。不得请假，不得旷课，不得迟到。明白了吗？”学生们稀稀拉拉的回答“明白了”。
方仲永觉得有些夸张，小升初用得着这么郑重其事吗？
各位看官，如果把北宋科考的环节与后世对比的话，县试约莫是小升初，州试就是中考，路试就相当于高考了（过了就是秀才，也就相当于大学生了），解试就是考研，省试（尚书省组织的考试）大约就是考博。至于殿试就厉害了，抵得上高级公务员考试了。
小升初自然是不算难的，可若是整个抚州只有一个学校招生呢？抚州乃是下州，仅辖临川（州府所在）、崇仁、宜黄、金溪四县。共有参加名额六十五个，分到金溪县只有十五个名额。县学五十三名学生，是要淘汰掉七成多的。且县试是在金溪本地举行的，知县大人、县丞大人、主簿、典史等官吏都可参与。这样，也就给了如张攀龙一般的二代提供了舞弊的机会。尽管有刘先生鼎力支持，方仲永也觉得难度不小。
把担忧委婉地和先生一说，刘先生哈哈大笑道：“你多虑了。且不说县衙诸官吏要顾及颜面，不敢将真有才学的学子尽数黜落。更何况他们还有举荐的权力，推荐自家子侄直接参加路试就是了，无须挤占寒门学子的名额。”
没有了后顾之忧，方仲永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来。别看只是个县试，规矩和高级别的考试是一样的。
诗赋、经义、策论一样不少。
诗，都是命题诗，且限定韵脚。若是不能按韵落字，即为不合格。虽然有些限制了思路的缺陷，但考试嘛，论的未必就是诗才。古来这么多的应试诗，除了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外，余者几无名篇。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韵书》就是为了对付它的。先把诗写出来，换上符合韵脚的近义词也就是了。尽管可能会差了点儿意思，大体不差就行了。
还要记住特殊的格式要求：比如本朝皇帝名“祯”，那你在考试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不能出现“祯”字的，太祖、太宗的名讳也是如此。你看看人家明太祖朱元璋多贴心，怕天下读书人为难，特意给自己的后辈按金木水火土的偏旁取名字。本来平常的一个“照”字，加了个火字旁，不就不用考虑避讳的问题了？
解决避讳问题就更简单了。宋朝开国至今仅四位皇帝，分别为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及当今官家赵祯（仁宗是庙号，死后用的），凡是他们名字上的字一律不用就是了。
最难的是策论。
“策”还好说，就是对时政简要地说一说建议，属于简答题。“论”就要回答地详细而可行。因为古人的“淳朴”，他们深信由文章（特指论述性质的文章）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品德与格局。他们认为，敢于针砭时弊的人，往往都是刚直清廉的人，如文天祥。考官王应麟评价文天祥的试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果然如王所言，后来文天祥孤军抗元，从容就义于大都，并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光辉诗句。如果是个没有立场、投机取巧的人，他的文章往往都是言之无物、见风使舵的。如明代建文帝时的状元胡广。状元卷中，他对于行“仁政”的问题，半句不及现实，只是空泛的议论“贤才”，“礼乐”，“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则礼乐见而仁义著矣”，如此云云。针对第二问之“恶人”实指朱棣，胡则引经据典，大加鞭挞，这和他以后背叛建文帝而迎奉朱棣形成鲜明对照，也从他与解缙联姻，后解缙招祸又欲悔婚等事件中得到印证。
假如在事先不知道考题的情况下，哪怕你是久经考验的资深写手，总不免在长篇大论中暴露自己的想法与观点。若是考官仔细分析，是不难发现一个考生的执政理念的——古代科举的合理性就在于此。虽然有不少人在宦海浮沉中丧失了自我，沦为金钱和权势的奴隶，但初入仕途的谁没有一颗红心呢？
《礼记·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人要格物致知，然后诚意正心修身，最后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目标。前者属于个人修养，后者属于执政理念。
刘先生认为方仲永的个人修养很好，齐家做得也还不错，但明显缺乏对于执政一方的问题的思考。
各位看官切莫吐槽，古时的读书人都是经常yy自己若为封疆大吏如何如何，自己若执宰天下又如何如何的。《论语·侍坐》中，孔夫子的几位高徒的志向无一不是治理一地，区别只在于地方大小、用时长短。连粗通文墨的黄巢年少时也说“他年我若为青帝”，尽管口气狂了点儿，但也可见古时读书人想“代天子牧民”的心态的。
但是方仲永两世为人，都没有过“牧民”的想法。前世，他是那个被“牧”的对象，不用想也不敢想；今生，虽也想着为国为民做些事情，但他始终觉得离自己很远。执政，最起码也得是官员才能考虑的吧？自己现在连个秀才都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