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对方仲永的不思进取是很鄙夷的：“鼠目寸光！若不提前谋划一番，你如何答那策论？”

方仲永暗自腹诽：偷偷地躲在一边yy着“我要称霸全球”，真的有您说得那么理直气壮吗？

当然，古人的yy，呃不，正治理念是有教科书的。

其一曰《管子》。托名管仲所著，实为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有人甚至认为其内容涵盖了西汉初期的某些论述（郭沫若语）。放到后世，大概就是《正治经济学》一类的书籍。共八十六篇，其中十篇仅存名目。

其《牧民》、《形势》等篇讲霸政法术；《侈靡》、《治国》等篇论经济生产，此亦为《管子》精华，可谓齐国称霸的经济政策。其中关于经济的某些理论，在后世看来也是非常先进甚至可以说是激进的。

如《侈靡》中“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等语，简直就是古代版的“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其经济观点先进了两千年。当然了，过于先进也是缺点。在管仲死后，齐国迅速地沉湎于侈靡之中，而忘记了侈靡的目的是为了富国。最终导致人人贪图富贵，成为战国七雄里面唯一一个直接向秦国投降的大国。

方仲永从来不敢小看古人的智慧，但当他听先生仔细地讲解了管仲的理论，还是着实让他震惊了一回。这货难道是经济专家穿越的？

更让方仲永震惊的是《韩非子》五十五篇。如果说《管子》是正治经济学，《韩非子》就是纯粹的考高等公务员的教科书了。后世对《韩非子》这解释的都不太清楚，方仲永的印象还停留在“法家代表作”、“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等等笼统的介绍上。到底是怎样的“代表作”，怎样的“集大成者”，他就和大多数人一样说不清楚了。

当然了，《韩非子》一书不被后世推崇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除了过于强调严刑峻法与历朝历代崇尚的“仁孝治国”的口号冲突之外，韩非子的大嘴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韩非子本人有些口吃。看看他都说了些什么？什么“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什么“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你让后世制霸天下、“独孤求败”的儒家怎么看你？不把你韩非子从坟里挖出来用大炮轰三天，都可以说是极厚道的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此“诋毁”儒家的《韩非子》一书，为什么没有被口诛笔伐甚至是直接404呢？无他，自家事自家知。无论儒生们多么崇拜孔圣人，仁义礼智信多么的高大上，但他们深知，管理或者说治理一地的“牛羊”（牧，不就是放牛嘛）仅靠仁孝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有所谓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贤相赵普。有牛羊病了怎么办？讲仁义？那是巫婆干的事儿。有不听话的牛羊怎么办？讲仁义它又不听，只能靠鞭子了。更严重的是，有豺狼来了怎么办？讲仁义？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了解一下。总而言之，要想当一个好的牧人，不仅要学会仁孝等“青草、清水”，还要学会用鞭子，甚至是棍棒刀枪。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著作，就是提供鞭子的武器库。不想当好牧人的读书人，不是个好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嘛！于是，儒生们一边对“羞辱我先贤”的韩非子大加贬斥，一边偷偷地研究鞭子、棍棒的用法，所谓“儒皮法骨”是也。

刘先生其实不是一个好牧人，起码他没有放牧的经验。刘先生也甚有自知之明，推荐了吴仁礼这位担任过实职的牧人来教方仲永《韩非子》。别看吴先生一副风流才子、放荡不羁的样子，讲起法家的理论也是一套一套的。方仲永深切怀疑，王安石一心一意地搞变法是受了他舅舅的影响。

这天，吴先生讲到《六反》，问道：“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何解？”

方仲永规规矩矩地答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坏人在一定能被察觉的情况下，才会戒惧；在一定要受惩罚的情况下，才不敢再犯。在不能被察觉的情况下，他就会放肆；在不会受惩罚的情况下，他就要横行。”

吴先生摇摇头道：“肤浅！这句话的意思绝不只是字面上那么简单，它更深层的意思是说要建立完善的律法，使百姓知道律法不可犯；若有违反，执法的时候就要严厉，让别的尚未触犯律法的人警醒。”

方仲永则很是疑惑：“如此一来，岂不是会落下酷吏之名？”

“酷吏？什么是酷吏？只论对错，不讲人情的才是酷吏。若有那为报母亲被辱之仇而手刃仇人的孝子，你当如何决断？不问缘由一刀砍了的就是酷吏，法内容情又妥善安置其家人的就是仁义的青天了。此中尺寸，你当仔细琢磨，认真思量才是。”

清代袁枚曾在其《随园诗话》中记录了关于黄庭坚转世读书的故事，并感叹于天才的产生往往需要几辈子的努力。

方仲永不相信宿命（原来不信，现在就不敢说了），但很认可袁大才子的“书到今生读已迟”。书读得多了，知道的就多了；而知道的越多，就发现自己不知道的越多。他就越发的感慨，读书从今生才开始实在是太晚了。

努力读书吧，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