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京城证章厂是不经意间被撞伤了腰，才开始一蹶不振的。

纯属是被历史误伤的话。

那么其他的传统工艺美术厂家止不住的往下出溜儿。

就只能说是被历史刻意针对，故意绊倒的了。

而且是爬起来就伸腿绊倒，爬起来就绊倒！极为恶劣的那种情况！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虽然建国之后，京城工艺美术行业对国家经济做出了实打实的贡献。

但整个行业的命运却相当坎坷，屡屡遭受历史的戏弄。

在生存问题上，一直面对着极为艰难的处境。

还别说什么保护和发展了，能保住技艺，不失传断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绝对是一件一提起来就让人相当郁闷与无奈的憾事。

毋庸置疑，工艺美术行业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是我国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积累。

尤其是京城工艺美术，更是因为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雄厚的历史根基，反映出我国工艺美术技艺的最高水平。

这话可不是瞎说的。

从辽、金的陪都，到元、明、清“天子脚下”的帝王之都。

历代政府都大量征召各地优秀的手工艺人到宫廷服役，建立起专职的管理、生产工艺美术品的各类机构。

如“少府监、御用监、造办处、如意馆”等。

这才致使京城工艺美术形成了名师荟萃、巧匠云集的局面，能够对各民族、各地域优秀的手工艺博采众长。

才能汲取精华，融汇贯通，开创出“料不厌其贵，工不厌其精，艺不厌其巧，品不厌其繁”的独树一帜的民族传统工艺特色。

才能以风格独特、品类繁多、技艺精湛，典雅名贵的正宗宫廷艺术而驰名中外。

也正是因此，在历次社会经济大变革中，京城的工艺美术才会拥有其他行业完全不可比拟的旺盛的生命力，相当顽强的幸存了下来。

像明清时期，虽然有外国资本侵入。

但京城传统工艺美术行业，却几乎从来没有遇到相应的“洋货”与之竞争。

不仅生产技艺仍世代沿续，而且还因出口的需要而逐步发展。

许多京城工艺美术品被国外艺术鉴赏家视为收藏价值极高的珍宝。

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海禁大开。

京城工艺美术品更成为国外竞相争购的佳品，以至出现了“闹洋庄”的场面。

（注：洋庄是外国商人在京开办的专收工艺美术品的机构）。

仅据光绪朝至上世纪二十年代期间的文字记载，当时世界各地举办的博览会不下三十余次。

京城工艺美术行业只参展十次，但次次荣获金银大奖。

由此可见，京城的工艺美术其实一直就是京城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早在建国前，“京作”、“精作”的美名就誉满中外，成为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笔难以估价的无形资产。

而到了解放初期，哪怕百业凋零，工艺美术行业同样面临生存不下去的境地。

但刚刚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对传统工艺美术业进行了调研，得出的结论却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当时调研报告中写着，“全市虽然仅存下十九种特种手工艺工厂和作坊，可只要能恢复到正常生产水平。一年就可获一千万美元以上的外汇。若用这笔款项买粮食，足够全市百姓吃上两个月的。”

果不其然，随着政府出手大力扶持，成效斐然。

京城的工艺美术行业很快就成为了当时出口的“拳头”产品。

不负众望地为国家开始供血。

到1953年为止，不过短短数年间。

京城工艺美术行业的年产值就由1949年的七十三万美元增长到七百多万美元，提高了近十倍，已经很接近当初做出规划的目标了。

(此处文章有删减)

刚刚干出点声色的京城工艺美术行业，就此没有了销路，重新陷入苦苦支撑，发展停滞的局面。

于是整个行业一方面开始抛弃高贵出品的资产阶级情调，尝试实用化和大众化的路线。

另一方面，也得在政府的帮助下，另寻其他外销的途径。

后来，因为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出口开始转向东欧国家，这种情况才逐渐开始有所改善。

应该说，大多数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因为经济发展程度普遍不高，对工艺美术行业走大众化路线的普通产品还是比较欢迎的。

这种薄利多销，走低端路线尝试的方向，算是比较成功的。

但万万没想到政治风云再变，好日子结束的竟然那么突然。

(此处文章有删减)

1960年，这条外销的路也走不通了。

京城工艺美术产品出口量再度严重缩减，造成了工厂减产，工人转产。

等到好不容易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总算把出口的目标又转向了约旦、索马里、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等国，时间又到了1966年。

(此处文章有删减)

此后，行业内又开始进行压缩整合，导致大批工人改产、转产。

工人们放弃原有岗位，最多的去向，就是到电子器件厂。

这种恶劣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初期。

京城工艺美术行业才得以久旱逢甘雨，重新又受到重视，开始肩负创汇任务恢复出口生产。

但许多行业和厂家已经造成了严重人才流失，甚至出现了“人亡艺绝”的现象，实在难以再恢复如初了。

就比如“蜻蜓贾”的玉蜻蜓已经失传。

再比如象牙雕刻的“笔洗”和景泰蓝业的“海棠瓶”，也几乎没有人会做了。

但这还不算什么。

最最关键的是，在工艺美术行业各自凭着手工技艺，承担着与现代化工业工厂相同的税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