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项调令一出，满朝文武不胜唏嘘。这俩人可都是你杨广家的亲戚啊，而且还是，要是为了大义灭灭亲还说得过去，不过就为了你的小心眼把提供正确建议的亲戚灭掉了，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当然大家嘴上都不会说什么的，可是杨广将这条路几乎彻底封死了，他再也不能通过这些大臣来获取信息和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危机，所有的问题都将由他来独自面对。

按照杨广现在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再继续反悔他的任何承若都不算什么新鲜事情。而事实上，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回到洛阳自感高枕无忧后，杨广自食其言，把当众发誓不再对高句丽有想法的话生生吞了回去，重新让大臣们商议出兵事宜，而且还要重修在杨玄感之乱中被焚毁的几千艘龙舟巨舰。

如果用一首现在的歌来表达当时杨广的心情，可能最贴切的就是周董的《回到过去》。杨广最想回到三年前他兴师动众讨伐高元的时候，回到七年前他意气风发下江南的时候，回到他掌控这个强大的帝国一心施展自己雄心和抱负，做一位超越他父亲或者任何其他优秀帝王的伟大皇帝的时候。

但是时间是不可能倒退的，此时隋朝的情况已经今非昔比，杨广最多就是动动嘴皮子过过嘴瘾，实际上这两个计划，哪一个他都没有能力实施下去。只是让底下人在他的名字后面除了‘说话当放屁’、‘恩将仇报’、‘薄情寡义’还多加上一个‘二百五’的备注标签。

可杨广毕竟还是皇帝，做不了那些比较大的事情，做一些比较小的事情还是绰绰有余的，比如说剿匪。

雁门之围最大的贡献可能就是让杨广开始正式面对国内如火如荼的叛乱运动中去（根据立场不同也可叫做革命运动）。

当然肯面对这些问题也是出于形势所迫，因为不重视一下已经不行了嘛，周围的叛军都快打到洛阳的家门口了。

当时有个叫敬盘陀的造反头头带着几万人在汾阳和晋阳一代闹的很不像话，当年十二月，杨广派出民部尚书老将樊子盖去清缴。

樊老先生十年已过七十，就算搁在当下都是领过十年退休金的年龄了，不过樊子盖责任心强，国家有难依然挺身而出，去的义无反顾。

樊子盖不光责任心强，还有一身浩然正气，在平灭杨玄感时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他这一身正气虽然深得百姓拥护却只适于平叛而不适于剿匪。

杨玄感叛乱那是有目的，对这些人除恶务尽是有必要的，可是一般的苦老百姓叛乱，为的不过是有口饭吃，能活下去，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这帮人拿起刀是匪徒拿起锄头就是农民（前提是锄头非其抢劫工具），对这样的人武力镇压和政策安抚一样重要。

可樊子盖对这些叛乱的农民军只采用前者作为唯一处理方式，而且还特别粗暴。樊子盖到了地方之后非常残酷的镇压当地的农民叛乱，不光打的农民军屁滚尿流，还坚壁清野把汾河以北一带的村落几乎全部焚毁。农民军被打的喘不过气来，想要投降，樊子盖非常热情的接待这些投降的人，然后不分老少统统活埋。

这种单纯的处理方式是非常过分的。虽然避免了农民军诈降的可能，可是也避免了他们继续投降的可能。投降是个死，不投降还有可能活下去，这还不跟你拼了！

基本路线错了，自然会越走越远。所以尽管樊子盖尽心尽力的剿匪，很长时间收益都不明显。

杨广是很实在的，你不行就换一个行的。他找了一个人接替樊子盖的位置，去担任剿匪工作。这个人不但更年轻，更有朝气，而且也是常年奋战在类似的工作岗位上，并做出了让杨广满意的成绩，是个很合适的人选。

杨广挑的这个合适的人选，正是李渊。

在这个节骨眼上杨广的堂叔和内弟都被办了，居然还会挑中李渊来接樊子盖的班，确实非常让人意外，要知道这么多年他就没看李渊有多顺眼，能做这个决定还是挺让人费解的，连李渊自己都决定很奇怪，这个表弟咋就会突然转性了呢。如果帮李渊想一些靠谱的理由，也许是真的是让杨广看到了自己诚意或能力（这个不太靠谱），也许是二儿子帮杨广脱困自己这个老爹跟着沾点光（这个比较靠谱），也许是杨广脑袋抽风多少有点不正常了（这个非常靠谱）。

但不管怎么样，李渊还是很高兴的。汾阳和晋阳虽然也跟洛阳一样名字里带个阳字，可是这俩地方都不在河南而是在山西，他不但会离经常歇斯底里的杨广远了一点，更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要知道樊子盖的干的活可是一个实权岗位，手下有着几万精兵，和之前自己那三瓜两枣的完全不同，是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

李渊感觉自己重获新生一般，恨不能敲锣打鼓的去赴任，马上就跑到了山西。李渊的工作是清缴汾阳和晋阳的叛匪，为了方便他选了一个离这两个地方都很近的城镇作为自己的临时司令部，那里是太原。

此时的李渊还只认为他是接替了一份不错的新工作，但他绝不会想到他的事业和这个时代的命运，将以这里为彻底改变。

隋朝猛将

从大业七年杨广东伐高句丽开始，隋朝就进入了叛乱时代，这些本文之前是提到过得，但没提到的是，这个时候隋朝的叛乱到底有多乱。

简单的说，刚开始农民叛乱并不是很严重，因为那时大家不过是为了逃避兵役外加糊口饭吃才加入到叛乱的队伍中去的，武器装备都非常简陋基本是家里有锄头的拿锄头有菜刀的拿菜刀，就是靠着人吓唬一下不知情况的官兵来抢一票，但跟隋朝当局的正规军相比，还是不值一提的，基本都是一触即溃，更不要提攻城略地了。正是由于危害看起来没那么严重，杨广才放松了警惕，没把这些人当回事。

但是人民革命运动在实事求是的实践当中，是会逐渐进步的。经常跟官兵们打架，几年下来也有一些农民军领袖会打出一些经验来，而且这么长的时间或偷或抢，武器装备水平也在逐步提高。

经过了这些年真刀真枪的淘汰战，在杨玄感叛乱前后一些能力不高实力不强的农民军被消耗掉了，与此同时农民军中也逐渐的打出来一些比较拿的出手的‘大人物’。其中这些大人物里又以隋末农民的发源地山东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革命精神最彻底。

对隋朝而言山东是农民的重灾区。这几年山东灾荒严重疫病横行，为当地人的造反需求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发展起来的农民军领袖里拥有数万甚至数十万兵力，就包括王薄、孙宣雅、郝晓德、张金秤、格谦、左孝友、高士达等人。

这些人不光兵多还很能打，多次挫败了隋朝正规军的围剿，在一次次的铁血战斗中扩充自己的实力。由于战斗力很强，自我感觉又很良好，这几位大佬有的甚至已经开始称王称帝，准备在中华大地上另立分号了。

随后在这一时期，隋末农民开始进入一个，低潮期。

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隋末农民此时确实进入了低潮期。